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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这个词概括了时间（Ｔｉｍｅ）和空间（Ｓｐａｃｅ），绝了！这个术语是多么了不起的中国古代思想成就！（哲学概括的成就）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几个像古希腊哲人所提倡的那样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说句英文就是“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ａｋｅ．”
不少大学生在追求及时行乐，热衷攀比，变得轻浮，浮躁。大学生的浮躁就是时代的浮躁。作为正在面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新一代中国公民，今天的大学生理应有“世界公民”（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胸襟，去关心全球性的难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种种冲突。因为我们是地球人的一分子。我们理应突破学系阻隔，做到“文理互渗”；我们理应提倡自由吸纳，让“名著阅读”蔚然成风。
４０多年前，我曾自己摸索着沿着冲决学系或文理科阻隔这条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我把我这段故事写出来，给当今大学生提供点参考。当年我一直被校方看成是另类，看成是“思想反动学生”。“文理互渗”，冲决学系的阻隔，在当时只能是“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不务正业。我就是一个典型，老挨批。我是死不悔改。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的过去呢？我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
今天我们知道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１８９９－１９５２）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敌人。但凭着求知的本能，我却在日夜偷偷地阅读名著，包括感受、理解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铜管、木管协奏曲，尤其是慢板乐章。美极了！
我的故事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尽管时代变了，但一些基本道理或法则同样适用于现今。我指的是：让跨学科的多维、立体信息铸造、拓展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力争做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世界公民”；力争拥有孟子所提倡的四种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特别需要这四种心。
当代世界到处是危机、困厄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严重欠缺这四心。我们并不缺高科技。从火星探测器发来清晰图片，还缺高科技吗？从４亿公里远的火星发到地球上啊！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拥有这四种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把人引导到拥有这四种心。
北大６年，读了点庄子、孟子和孔子的书，是我自修、自学的一大成绩。我这一代，国学底子差，不像蔡元培和胡适等前辈。２４岁蔡元培就成了光绪年间的进士。
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中国古人论述用兵等军事方面的思想，深受启发：“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宋朝，杨万里《论兵》）
“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宋朝，苏轼《思堂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
当然我学习这些论述，不是为了去领兵打仗，而是把“以死求生”的勇猛精神用到追求知识、做学问上来。也是在大学三年级，从《知识即力量》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国外的新型坦克装备了一种新的瞄准仪，不论坦克在什么复杂的地形上行进、颠簸，都不影响炮弹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我想，我的内心也必须装备这种“水平仪”。在哲学上，这就是“不动心”。东西方哲学都提出过“不动心”这个概念。意思是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保持一种平衡、宁静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是强调自己内心的重要性。宋朝延寿《宗镜录》有言：“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
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内外阅历证实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当年反右后的北大，极左思潮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频频不断，“不动心”于我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便在今天，“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癌症、非典、水灾、地震、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我又想起宋朝罗大经的名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最后我想说，回顾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世界许多民族都有“人生不过是场梦”的说法。这才是永恒的真理，无法改变。美国有首古老的民歌，最末一句是“Ｌｉｖｅ ｉｓ ｂｕｔ ａ Ｄｒｅａｍ！”（人生不过是场梦）
记得有一回北大朗润园温德先生哼过这首歌。他家的那间小客厅尽是音乐回荡：“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
第一部分平庸少年，浑浑噩噩（1）
先交待一下我进大学前的蒙昧状态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进北大前，我处于佛教哲学所说的迷的状态，是未悟；进去后，毕业走出校门，我是悟，或叫顿悟。顿悟是由渐修工夫的积累所致，于是日光顿生，霜露渐消，豁然大彻。要有个过程。整整６年。
《中峰广录》有两段话说到点子上，很深刻，我有亲身体验：“迷则佛境界俱是众生境界；悟则众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说道理，如白日看物。”
进北大之前，我是一个“未悟之人”，一个浑浑噩噩的平庸少年。
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
后来我参加工作，寄钱回家，母亲在收据上也不会签名，只会盖上自己的手印，而且是大拇指。
我平庸，不开窍，久久未悟，不能怪我母亲是文盲，只怪我天生就是晚熟这块料。也许一个人的基因系统或脑结构才是决定一切的，早熟或晚熟，天才或庸才。
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盛老师（女）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至少我是例外。在课堂上，我永远在云里雾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ｘ＋ａ）（ｘ＋ｂ）＝ｘ＋（ａ＋ｂ）ｘ＋ａｂ．
当然，我也不会解下列方程：
ｘ＋２ｘ＋１＝８
整个初中，我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方程会有下面两个根：
ｘ＝－１＋２， ｘ＝－１－２
英文成绩也很糟。我不会国际音标。只好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这个单字的后面注上“隔壁的李师母”。毕竟，这也是一种灵气，只是路子不对劲，属于邪门歪道。
代数和英文这两门功课总是补考及格。领来成绩单，不敢给母亲看，塞在床底下。母亲费劲地找出来，给识字的邻居看，然后就说：“我儿子又是补考及格！”当年我母亲不像今天的母亲们，不会为我去请家教。
初三，我转到私立新民中学。有两节课像黑夜的雷电，对我有所触动：第一是石老师教的平面几何，她是姚校长的夫人。我对她所讲的“圆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一丁点的兴趣。
比如关于圆的定义，石老师说（她的长相、神态、尖尖的声音和手拿直尺的样子，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
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心，这个定长叫做圆的半径。
课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还在琢磨：如果在圆周以外有个点，它到圆心的距离便不等于半径了。
把所有“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统统集合在一起的轨迹，便是整个圆周长，而且一个点也不漏掉！就像一网撒下去，池塘里的鱼一条也无法跑掉。小时候我跟随舅舅捕过鱼。
自然，当时我的思路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只是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好奇，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惊叹号的影子，不过时间很短，像阵风，吹过，掠过，也就消失了。又像浮云，薄薄的一层，不久便全然地散去。
如果把这条思路或这份惊讶坚持下去，说不定进入高中，我会对整个数学发生兴趣，最后报考北大数学系或理工科。
从今天来看，上述思路的性质是一种追寻逻辑思维的完美和满足。它完全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无关。
上述那个惊叹号的影子毕竟是一粒奇妙的种子，落入我的心田或内心土壤中。不过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日子才破土发芽，长出一株幼苗。地点在北大。
第二是新民中学姓陈的历史老师讲的世界史，提到最古老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两条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老师还把米索不达米亚和两条河流的英文写在黑板上：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他要我们抄下来，记住。他说将来要考试。我照老师的话做了，而且是不折不扣。因为这三个地名的发音很好听，如歌似的悦耳，我喜欢，触动了我。陈老师还讲到苏美尔人是最早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成功利用了两条河，建立了灌溉网，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