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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每月的费用是５０元，不是我实际领取的１４．５元，我同拉格朗日和拉马克的故事便不会产生共鸣。
希望今天的穷困大学生也能像我，从这两位１８世纪法国大科学家的穷困故事中汲取自强不息的意志，找到出路。
《爱因斯坦传》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批伟人传记之一，受益匪浅。
早年，他有个特点：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思考他的物理。他是生还是死，全看他是不是在思考。如果他不在思考，就意味着已经死亡。
在回家的路上，在桥头等人，他照样在思考，比起在书桌旁，他的思索也许更为深沉、集中，更来劲，来情绪，更为凝神默想。爱因斯坦有段自白，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Ｉ ｄｏ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ｔ ｍｙ ｄｅｓｋ．”（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桥上和在书桌旁，我都能思考我的问题）
因为爱因斯坦主要是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别人所做的一些关键性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再应用数学工具和公理化思想去进行自然哲学性质的纯推理。他常常在旧信封上作些即兴推导和演算。
他说，他的工作不要用到精密仪器，只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和一个字纸篓。（说法很幽默）
爱因斯坦的这种独特生存方法其实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志——的具体、生动表述或体现，给了我很深影响。
后来，在文革十年，我之所以能偷闲一边放羊一边思考概率论上的习题同爱因斯坦有密切关系。我是把从传记中读到的东西落实到我的实际行动上来。——这才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把林彪的话接了过来。
明可夫斯基（Ｈ．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１８６４—１９０９）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相对论奠定了数学基础。他曾经教过爱因斯坦数学。在自传中，爱因斯坦写道：
“当我１７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茨和明可夫斯基），所以照理说，我理应在数学方面得到过深造。”
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其实在这前后好几年相对论的思想观念一直在明可夫斯基的脑海中萦绕，回荡。那是他的一个睁开双眼所做的最美妙的“白日梦”。
１９０８年年底，他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上，明可夫斯基说：“在相对论发展时期我就要死，这多遗憾啊！”（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２日明可夫斯基含恨而死。
这句英文给了我终生不忘的印象。
对于明可夫斯基（只活了４５岁），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既不是工作，也不是事业，而是生与死的必要性，是“人生最高使命”。
按层次或级别，为工作最低（为柴米油盐而每天起床、穿衣、上班），事业居中，人生使命感最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在为生计上班。
分清这三个层次，是我读伟人传记最大收获。
对心中有了“人生使命感”的科学家，科学研究成了一种生与死的必要性。这样对待科学，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试问，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在临死前，会有明可夫斯基式的遗憾吗？
一个人在临终前最眷恋或最遗憾的东西，一定是他曾经活过多年的最大支柱和继续活下去的最顽强的理由。
这是一点也假不来的。
人之将死，其遗憾也真实，一定是实话实说，尽管他在世时撒过无数次谎，言不由衷千万回。但这一回却是必说真话。
第二部分在崇拜中觉醒（1）
大学６年，也是我崇拜的６年。在崇拜中，我觉醒，走向成熟。
进大学以前，我不懂得崇拜什么，也不崇拜谁，所以我平庸，愚昧。
人是需要崇拜的动物。
人是需要崇拜的存在。
崇拜在哪里，你的心安、归处和精神故乡就在那里。白居易有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原始部落崇拜大山、大河和大树。对日、月、星辰大自然的崇拜永远是宗教的心理基础。
我的宗教感是“宇宙宗教感”（ｔｈｅ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牛顿、莱布尼茨、康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论著深深影响了我。当我的内心一旦有了“宇宙宗教感”，我就开始摆脱了平庸。
在成名前，爱因斯坦也是在崇拜中成长的。在他的斗室墙壁上贴了牛顿、麦克斯韦和法拉第等人的画像，以示敬仰，鼓舞自己。这叫“见贤思齐”。
当然，他也推崇康德和叔本华。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比如论孤独）对爱因斯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北大时期，当我读到这些影响，我非常惊讶。从此，我开始更多的注意叔本华。
１９０１年（４年后，相对论问世），爱因斯坦在致同学的信中写道：“你手头也有叔本华的处世之道的箴言吗？它是《附录和补遗》这部哲学论文集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它。”
叔本华称赞孤独，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共鸣。
大学６年，我开始懂得崇拜西方古典音乐、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及它们的伟大开拓者。这三者有内在相通处。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是“宇宙宗教感”。
我走近物理学，敲开它的大门，是回乡，是望乡，是长亭更短亭。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又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
一、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
１９５８年春，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查卡片目录，爱因斯坦的论著和有关的书有四十多张。我借出了两本：《Ｄｉ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物理学进化），１９３７年，德文版；以及该本的英译本《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３８年。
同时有英译本，再次证明了北大图书馆的优势和实力。
《物理学进化》是一本科普读物，书中没有用到一个数学公式，但里面（每个小节）都有自然哲学智慧的闪光。这不是一本物理学史，而是有关物理观念进化的历史，里面充满了人类精神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冒险，这是人认识大自然结构的冒险。读完后，我深深地被打动。我想，如果我在中学读到它，头脑一定会开窍，并决心学好物理，报考北大物理系。于是我得出一条经验：
当一个人打算走进一门学科，一定要选一本好的、第一流的入门书，否则会被误导，使他对整个学科产生偏见，打退堂鼓。
如果我在１９５８年春选了一本二三流的物理学史来读，我可能就敲不开物理学的大门，也就没有我后来同物理学的故事。可见，读一流经典，不读三流的东西，永远是对的。这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特别重要。
如果１９５７年冬我在朗润园接受的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不是贝多芬和莫扎特那几首永恒的经典，而是三流的货色，我可能就不会再去造访朗润园，同西方古典音乐会失之交臂。
像柴可夫斯基和肖邦这样的作曲家都有败笔，属于三流的东西。他们的曲子不是支支好。倒胃口的作品也是有的。比如柴氏《第五交响曲》的不少地方便属于败笔。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波兰舞曲、叙事曲和奏鸣曲也有不少东西算不上是经典，属于次品。
至于巴托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的一些作品就更倒胃口。如果温德先生当年把巴托克的曲子作为我的“第一课”，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物理学进化》是我的物理学“第一课”。
多亏了这本经典成了我的“第一课”。
正是它——爱因斯坦的一双手——把我引进了神圣、崇高、壮丽的理论物理学大厦，然后自己摸索着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
爱因斯坦的写法是应用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这是他一下子能征服读者的秘诀。因为他是大师，高屋建瓴，有能力作这样的鸟瞰，对纷然杂陈物理学观念进化的线索、轨迹作一梳理，从中见出秩序，并把这秩序指给读者看。不是专业圈子里的广大读者也能看到。——这是他这本书最成功处。
福尔摩斯探案是从结果推测到原因。比如从泥土中鞋印的深浅推断罪犯的体重。面对大自然现象，物理学家也是从结果去追寻原因。因为科学家必须搜集漫无秩序的一些事件，并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理解这些事件的逻辑联系，并把它们连贯起来。
《物理学进化》的作者们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交待：
“我们的目的是用粗线条的轮廓说明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我们主要是叙述思维和观念在大胆探求客观世界的知识中所起的作用。”
爱因斯坦强调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性质（思维方式）和警方破案有某种相似性。这也启发了我，使我深感兴趣，并大胆地走近自然科学王国，没有一丝害怕心理。这点是很重要的。爱因斯坦对英费尔德说：“从柯南·道尔写出动人的故事以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这样开始的：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