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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他热爱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在座的几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１９６０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４０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也许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扉打开。如果他能讲一讲德语语法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内在关系，那对我又是珍贵的“第一课”。其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便表达了这种关系：
“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我说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语法，是很怪异的。汉语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人乍一读，不习惯。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浓浓的哲学味便品尝出来了。确实是“此中有真意”。
如果中学生作文造句，写出上面的句子，老师肯定会说：语法不通！
但有些杰出思想和观念的表述往往是不规范的。只有在不规范、打破常规的外壳中，杰出的内核才能存在。
中国古诗常常有这种不合语法现象，但非常有意境。如果语法很规范，诗意即告吹。比如李白有首写听僧人弹琴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余响怎么会入霜钟呢？不太合语法，但这样去表述，便非常有味道，诗意浓。中国古诗词的妙绝常常在此。
唐诗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恰恰营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这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秘诀。如果把“余响入霜钟”交待得清清楚楚，符合语法，那么诗的意象便会告吹。
不是故意出语惊人，实在是诗意的需要。最哲学、最诗意的境界也许都在语法规则之外。
陈镇南先生如果今年还健全，估计有八九十岁的高寿，祝他健康，长寿！谨向他致歉，当年我不成熟，没有认识他的讲义的价值。
第三部分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她是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怀念母校，我自然就想起赵林克娣老师。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细细算起来，她整整教了我四年德文。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二年级上学期九月开学，她一见到我就说我长高了一点。那回恐怕是我最后长个子。因为暑假在学校锻炼，伙食比家里要好些，最后长了点个头。
大家都叫她“赵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赵，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
据说，赵锡麟先生在特种钢方面是权威。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和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
１９４６年赵先生携带家属（一子一女）回国。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到北京。赵太太原在清华任教，后在北大西语系教德语。
赵太太的德国姓是林克（Ｌｉｎｋｅ），名克娣（Ｋｅｔｈｙ）。她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头，便成了赵林克娣。
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德国女人。
大女儿叫玛蓉（Ｍａｒｉｏｎ），全名是赵蓉，比我小五六岁吧。小儿子叫米侠（Ｍｉｃｈａｅｌ），全名是赵侠，比姐小两岁。
１９５５年冬，我在他们的清华园家见过姐弟俩。当时她（他）们读初中。
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味。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１９５５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２０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１９５７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１００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１９５７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１９９９年，先生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７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赵先生天性乐观、幽默。在逆境中，他总是一笑置之。但毕竟连累了家属。工资从三百多元减到一百多元自不必说。赵太太的精神受到压力也是显然的。更严峻的是子女的前途。
赵蓉、赵侠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父亲是大右派，母亲是德国人，能考取吗？
后来赵蓉进了一家工厂当车工，赵侠做了卡车司机。改革开放后，赵蓉去了德国，投奔姨妈。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我去赵太太家做客的次数并不多。一个学期不过一两次。主要是怕打扰她。她的教学任务重，还有些家务。至于温德先生家，我每个星期要去一两次。他有的是时间陪我听音乐。遇上他忙，他便在隔壁小书房打字，我自己选唱片，开电唱机。
１９６１年６月，校游泳池开放（紧靠西北角，是同学义务劳动挖的，离朗润园很近）。我几乎每天去。我读二年级，赵太太因为我爱游泳，便替我取了一个雅号：金鱼（Ｇｏｌｄｆｉｓｃｈ）。有一天，我从游泳池来到温德家。老温德想告诉我一个秘密，表情有点神秘兮兮：“赵太太的女儿在同威尔逊谈恋爱！我在游泳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
这个信息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也引起了我的嫉妒。
在我眼里，她一直是个小女孩，何况她又是我老师的千金。对她，我不敢有一丝一毫非分的想法。其实按年龄，我和赵蓉谈恋爱最配，比例最佳。男方比女方大五岁，符合上帝的“黄金分割”。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了赵太太家。这回是破天荒第一次专门冲着老师的女儿去的。
赵蓉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意图。晚上，赵太太留我吃饭，之后吃西瓜。赵太太在湖边（离她家大门口仅四米远的距离）安放了两个小凳子，让她女儿和我边吃西瓜边聊。（今天我才懂得，这是赵太太的默许或暗示）
吃完西瓜，我特意掏出手帕，为赵蓉擦手。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赵蓉拒绝了！
她的性格直，是游泳队的，不习惯含情脉脉。她不是《茵梦湖》中的女主角。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