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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石棉北上即泸定，泸定作为茶马古道的咽喉，自古为汉人控制，岂容他人染指？从泸定再往北或往西，乃强悍的吐蕃势力。因此，虽说彝人的祖先能顺这条河谷向南控制大小凉山，并通过金沙江峡谷一直延伸到云南大理甚至哀牢山区，然而其北进的脚步，却只能在石棉田湾乡停止。
安顺场是藏彝交界的结合点，也是从川西南的凉山进入川西北高原的重要渡口。
5月的阳光下，我眼前的安顺场一片葱郁，静谧的远村，高大的山岭，树却不多。大渡河在镇外匆匆流着，河滩上，几台挖掘机正卖力地挖着鹅卵石。我行走在安顺场惟一的老街上。其实它并不老，因人们的豪迈干劲，这条街与川东农村任何发达的乡镇已无大的差异：水泥地、磁砖房、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和成群结队的豪华轿车不时穿街而过。惟有镇中心的一二十间铺面还保留着原始风貌，古朴的木柱、木墙、木板门，30年前的标语和领袖语录赫然入目，只是涂抹的红漆太艳，有点弄巧成拙。
在这里，我只能眺望它远远近近的背影了。
安顺场在藏语里叫“紫打地”，意即“适合种蔬菜的地方”。以食肉和青稞为主的藏人，数百年间在这里种了多少蔬菜，不得而知。但作为兵家要地，百余年来发生的两次大仗，使这里声名远播。一次是翼王石达开兵败，另一次是红军强渡大渡河。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直抵安顺场，适逢河水猛涨，只得搭棚驻扎。21日，石达开出兵四五千人强渡，遭清军炮轰，伤亡惨重。旋西渡支流松林河，又遭土司王应元阻截。29日，退路被土司岭承恩切断，全军陷入绝境。6月13日，石达开携4岁幼子自投清营，想舍身保全部众，结果被解成都凌迟处死，子入大狱，待成人后处决，其余部属全部被杀害。
红军要想强渡大渡河，首先得找到安顺场。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是1935年5月22日，两天后，红一团将士就赶到80公里外的大渡河边，是谁带的路？
二
“是我爷爷沙马马海，他是小叶丹家族的毕摩。”在安顺场，我寻访到沙马马海的孙子马晓兵。马今年25岁，是新民乡办公室的秘书。这是个黝黑瘦削的青年，眼睛深凹，亮而有神，像大山里的鹰。“眼睛特别像他爷爷。”社会学者、县委宣传部的周万龙说。马晓兵问我知不知道毕摩。我说不懂。他说毕摩是彝族从事与宗教有关职业的人，同时也是彝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据马晓兵介绍，彝海结盟后，小叶丹遣沙马马海为红军带路。“当年我爷爷27岁，身强力壮。他和堂兄沙马尔带领红军抄近路，翻越孟获城、拖乌山，从马鞍山垭口直逼安顺场。”
“我爷爷有两大喜好。一是摔跤，这是彝人自古以来强身健体的运动，红军战士曾围着我爷爷摔，但都摔不过他。二是喝酒，据爷爷后来回忆，在带路的两天中，他一共喝了红军送给他的13斤白酒，平均一天喝6斤半，居然还能在老林里健步如飞，没走错一步路！” 周万龙证实，彝人喜酒，“他们可以把酒当茶喝，越喝越有精神。”到安顺场后，红军送给沙氏兄弟一批弹药。“但爷爷最珍贵的礼物是解放后毛主席赠送的一张照片。”
沙马马海于1992年去世，享年84岁。
第一章 大渡河谷安顺场（2）
红军到了安顺场，不等于就能过河。5月24日夜红一团奇袭安顺场后，在渡口缴获了惟一的小木船，它是谁留下的？“那是赖执中留在那里的。”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周万龙说，“赖执中时任川军二十四军彝务总指挥部的营长，同时也是安顺场的乡长，属军政合一的长官。”当年，安顺场街上的房子大部分是赖的产业，按上峰要求，红军到来前，安顺场必须烧船烧街。“但赖执中多了个小九九，他认为红军过大渡河肯定要走越西到富林的正道，绝不会重蹈石达开覆辙。如果贸然烧街，一则家业将毁于一旦，二则有损自己在当地的名望。于是24日下午他乘船从对岸回到安顺场，与正准备烧街的川军排长发生强烈争执，甚至差点动枪。最后川军排长妥协了。赖执中夜宿家中，但不敢懈怠，命令将小船停靠渡口，船工不得离开一步，违者杀头。但就在当夜，红一团飞兵奇袭安顺场，赖在卫士搀护下侥幸逃脱，船被红军缴获。”
正是这条小船，成就了名垂千古的十七勇士。
十七勇士来自红一团一营二连，他们是：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郭世苍、张成球、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他们后来的命运呢？安顺乡党委副书记杨本康（藏族）对我说：“你查不到的，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战死了！”在安顺场红军纪念馆，讲解员邱姑娘说，十七勇士不但是红军的骄傲，也是安顺的光荣：“如果他们健在，我们安顺人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找到他们，把他们请回来。但他们大多在雪山草地或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说到这里，邱姑娘眼睛有些湿润。
“斯诺先生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不是有张‘大渡河勇士’的照片吗？”我问。
“斯诺先生并没确认照片中谁是渡河勇士，甚至于连谁是熊尚林也不能确认。”邱姑娘说，“我们只知道最后一个上船的通讯员叫陈万清，四川大邑人。”
但熊尚林还是被后人记住了。他是江西高安人，全程走完长征。抗战爆发后，熊率红一团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第一营，参加平型关大战；后随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再随肖克挺进平西。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在崇礼县草场沟不幸遇难。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骸迁葬崇礼县烈士陵园。在烈士牺牲60周年之际，崇礼少先队员将一军壶大渡河水和60颗色泽各异的鹅卵石安放在他的墓地，它们是石棉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从当年勇士登船渡口专门采集的。
勇士地下有知，当代少年没忘记他！
三
在安顺场，我寻访找到老船工帅士高的孙子帅飞。“爷爷当年给红军撑船时22岁，我今年也22岁。”帅飞瘦削高挑，一脸英气，现在是一家公司的保安队长。
“你爷爷怎么会被安排在第一条船呢？”我问。
“因为他年轻力壮。派工的老船工就喊：帅老幺，你力气大，来撑第一篙哟！”红军就记住了“帅老幺”，过河后细打听，“连彭总都知道了帅士高。”帅飞说，红军一走，“爷爷怕遭报复，躲藏进深山彝寨，长期睡地上，一只眼睛失明了。解放后，爷爷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彭德怀将军会来看望他！”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彭总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时，专门来到安顺场。两位老人一见面，紧紧握手，不胜感慨。听说帅病重，彭总亲自将他送到当时石棉最好的川矿医院，还送了钱。“红军是念旧的，也是懂得感恩的。”周万龙说。1983年，杨得志上将也来到安顺场，他给帅士高送了缝纫机和布料。据周介绍，当年为红军渡河的安顺场船工共有60余位，他们都得到了政府相应的照顾。
1995年，84岁的帅士高去世。枕着大渡河永不平息的涛声，他睡得十分平静。
当年石达开无法强渡，除河水猛涨外，冷兵器不利强攻是否也是原因？我想弄清其中原委。周万龙认为这算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长毛”无人缘。周祖籍湖北麻城，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祖上两兄弟翻越大相岭直抵大渡河边定居，“这里是汉人的边疆了，再过去就是吐蕃范围，”周说他祖上作为乡勇，曾参加安顺场杀“长毛”的战争，“这是我曾祖父告诉后人的。那时的人哪懂啥农民战争，‘长毛’从南边过来，上面喊杀，四乡八村就组织起来围在渡口剿，杀得连河水都成了血浆。藏人和彝人的土司杀起人来比汉人更野蛮，‘长毛’哪是对手！”
第一章 大渡河谷安顺场（3）
73年后红军强渡时，已是热兵器时代。幸好，当时中央红军的武器比川军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个细节，说红军中有个神炮手叫赵章成，曾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我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上面清楚记载：赵章成，河南洛阳人，1905年生。一战结束是1918年，13岁不到的赵怎么可能去法国打仗？虽说一战时有华工在法国前线服务，但只做夫役，不做士兵。事实上，赵是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迫击炮手，1931年，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赵随部队加入红军。“赵在相当时期内仍保持着佛教信仰：不愿杀生，所以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他这个习惯直到长征结束后才放弃。”周万龙说。尽管赵没文化，但在西北军严格的旧式军棍训练下，他练就了无人能及的迫击炮操作技术，被人誉为“神炮”。在大渡河边，他只有4发炮弹，却摧毁了3个机枪火力点。赵建国后担任过炮兵副司令员。
红军中另一个传奇人物是孙继先。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都是由他亲自挑选的。长征结束后，孙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5年授中将军衔，曾任山西省军分区副司令员、酒泉卫星航天城第一任司令员。孙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结束，从班长排长直至担任二十二军军长，身经百战，竟毫发无伤。在湘江血战中，他手中的大刀砍卷了刃，刺刀捅弯了，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身上没受一点伤。他认为这是早年学过的一身武艺帮了大忙。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