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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联合作出决定，并征得省直机关，市直机关所有干部的同意，鉴于当初改建省委大楼和市政大楼时，曾向中纺集资过巨额款项，因此凡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每人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中纺的启动资金。
六个月后，中纺公司新的领导班子经市委和中纺的新党委认真考察后，在全体职工干部的选举下正式产生。
七个月后，中纺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职工干部，在新班子的带动下，总共集资4256。8万元人民币！
九个月后，中纺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加上省市干部的捐款，加上清查所得款项，再加上中纺职工干部的集资，总共获得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币的启动和技改资金！国家银行经过慎重考察，也准备继续贷款三千万人民币！
十个月后，中纺正式开工。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工人们一起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
是日，已住院数月的夏玉莲，在她的一再恳求下，被工人们抬到了开工现场。当隆隆的机器声轰然响起时，早已处于弥留状态的夏玉莲竟坚持站了起来，并让工人们把她扶到了机器旁，由她亲手捧起了一团棉花。
工人们说，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省里市里的领导，几乎都哭出了声音，哭声比机器声还响。
有关中纺一案的清查和审理工作，仍在继续之中……
1997年，中纺的股份制技改新项目，在国际市场上一直热销的玻璃纤维工程上马时，引来了中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合资伙伴：东欧×国的一家热力管道公司。
×国方的考察代表是一个中国人，然而这个中国人的秘书竟是原东欧共产党国家×国国家劳动部的部长！
这位原部长叫巴柏恩，在双方达成合资意向后，李高成特意款待了一次巴柏恩先生。
吃饭时，李高成问了巴柏恩几个问题。
李高成：巴柏恩先生，我绝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曾是×国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如今却做了一家私营企业的秘书，在这方面，你肯定会有特别深刻而又刻骨铭心的体会和感想，是不是？
巴柏恩：是的。
李高成：你能谈谈么？
巴柏恩：我想你应该体会得到的。
李高成：我想听听具体的。
巴柏恩：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平静了，如果在当时你这样提问，我想我会受不了的。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在一夜之间，你突然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真正成了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想想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你原来住的房子被没收了，所有的资金财产也全都被冻结了，生活来源全被切断了，而且你没了工作，没了工资，没了任何可以养家饣胡口的经济来源，尤其让你感到可怕的是，你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存能力和生存手段。你几乎丧失了一切，连自己也无法养活自己。
李高成：那后来呢？
巴柏恩：没办法，我只好去找临时工干，我当过搬运工，装卸工，清洁工，即便是这样的活儿，我也常常干不好。但这并不是最让我难过的事情，干不好我可以慢慢学，扛不了重的我可以扛轻的，挣不了多的我就少挣点。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跟我一起干活的同事和工人，一旦认出我来，便乐得哈哈大笑，说以前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整天光知道开会和夸夸其谈，现在也跟我们一样了。我们总算可以平起平坐，你也知道当工人是什么滋味了。
李高成：我想你确实非常难过。
巴柏恩：我难过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替我们过去的行为而感到难过。我们执政那么多年，换来的却是人民的嘲笑和讥讽，这真是太让人感到痛心了。
李高成：你分析过没有，国家成了这样，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巴柏恩：我想你是很清楚的，不过我还是想给你谈谈我的看法。
李高成：谢谢，我真的很想听。
巴柏恩：第一，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因，原苏联的影响太重太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按他们的模式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第二，没想到原苏联会解体得那么快，当它不存在了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不存在了……
李高成：但如果你们当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下定决心挣脱原苏联僵化的模式，也许还来得及……
巴柏恩：不，其实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李高成：为什么？
巴柏恩：国家的机制已经坏死了，它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也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一句话，国家太穷了，国力已经被耗尽了。
李高成：但人民的信心并没有失去，人民的热情并没有熄灭，你们还有人民的支持……
巴柏恩：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李高成：为什么？
巴相思：我们让人民期待得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实在太穷了……
一阵沉默。
良久，李高成才慢慢地说道：
“我想我们不会这样。”
“我想也是。”巴柏恩若有所思地说，“让我们为这个干杯。”
“干杯！”
……
张平《抉择》
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代后记
张平
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炉子一样。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并找到我的住处的。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脸色是那样的黧黑，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浸透着一种赤诚和真挚。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然后便问他们能帮点什么忙。他们说他们已经给丰台法院的人说了，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
后来他们就死了活了地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攥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脸通红。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你先拿着用，你一个穷作家，为我们老百姓写书也挣不下几个钱。人家都是当官的，你耗得过人家？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
一时间，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看着这由十块五块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就这样几个贫困山区尚未脱贫的老农民，他们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时时催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湿润了眼睛。
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着。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尤其是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您早”栏目里对那场官司进行了专题报道后，竟有那么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认出我来。我到饭馆里去吃饭，老板娘把我看了又看，后来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就是那个被人告了的作家？我点点头说是。老板娘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来，说这两盘子菜是她亲手炒出来的，你就消消停停在这儿吃，今天的饭，不用你掏钱！日后你就天天来这儿吃，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也是很凶。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缴钱！你连说对不起他也绝不会给你一个好模样。没想到那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靠过来悄悄对我说，我在山西插过队，那儿的情况我了解。你放心，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园，有几个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认出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肯定输不了，北京人心里明镜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让你这样的作家输了，北京人的脸还往哪儿搁？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