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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确实已经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破产……”
李高成最担忧最不想听的话最终还是出现了，他有些茫然地呆在那里，脑子里顿时成了一片空白。
这时候他听到副总经理冯敏杰也插进话来：
“李市长，有些话我们都不敢给你说，这会儿就是想再开工也不可能开得了了，工人们把车间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连机器零件也都偷着拆掉卖了，人心乱了，人心也都变坏了。要是这会儿宣布破产，资债还可以相抵，再拖下去，可就真的是资不抵债了，到时候只怕真的就要闹出大乱子了……”
党委书记陈永明这时也插话说道：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原本也不想给你说，别看昨天晚上出来了那么多工人，其实真正闹事的并没有几个，他们至多也就是凑凑热闹、袖手旁观。有不少工人在闹事前，都暗中先给我们打了招呼，说我们出去闹一闹，其实也是给你们公司的领导帮忙说话，国家的公司，国家的工人，国家凭什么就不管了？我们出面一闹，你们的责任也就小了，负担也就轻了。如果闹得国家重视了，投资有了，贷款也下来了，你们当领导不也就好干了？”
副总经理吴铭德跟着话茬也说了起来：
“李市长，其实在闹事的那些人里头，大都是一些同公司领导有意见的人，或者都是一些让公司的领导处分过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挑头闹事的，其实大都是一些痞子、恶棍、赖小子，本分老实的职工干部，又有几个是真正参与闹事的？比如挑头闹事的里头，就有一个被公司给过留厂查看两年处分的财务处副处长。当年他儿子在外头办公司，急需一笔资金，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挪用了公司的一大笔款项。事发后，公司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公司。这位副处长对此心怀不满，多次跟领导寻衅闹事。而如今，他儿子办的那个公司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很有势力，省里市里也找了不少靠山，还有中纺的不少工人在他那里上班。这次闹事，他们父子俩便是最活跃的一对。这位副处长就到处给人宣扬，他们就是要报复，就是要给公司的领导一点儿颜色看。还说他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后台有后台，这回非把中纺的这几个狗官闹到牢子里去不可……”
李高成仍然怔怔地坐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中纺公司的问题，早就该下决心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脑子里突然又冒出市委书记杨诚的这句话来。
张平《抉择》
十
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做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11点以前回来过。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11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42岁的生日。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30，而她却才19岁。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唯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54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60，43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吴爱珍读师范时，学校举行学工学农活动，她便被安排到了李高成所在的纺织车间，天撮地合，两个人便成了一对。三个月后，当李高成成为吴爱珍的入党介绍人时，他俩似乎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半后，他们便极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
在结婚后的好多年里，吴爱珍总时不时地爱说一句：那时候咋就会看上个你！即便是到了现在，这句话也常常动不动地就从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