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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王枫又声称要与俄国开战，刺探情报倒是小事，关键是与俄国的商路也会断啊，晋家发家，靠的就是与蒙古和俄国的贸易，这两条路一断，晋商就完蛋了。
一时之间，乔致墉急的满头是汗，胡雪岩有心帮着说两句，却又不敢开口。
过了片刻，王枫才淡淡道：“乔老板，替我往山西会馆捎句话，俄国是中国的敌国，在敌对关系未解除之前，任何与俄国的贸易往来都视为通敌，外藩蒙古也大致如此，凡是不愿意迁往澳大利亚者，就是与中国政府为敌。”
“明白，明白，小的明白！”乔致墉汗如雨下。
只不过，王枫又话音一转：“当然我清楚，切断对俄蒙贸易，晋商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政府会从三个方面予以补偿，首先是由商务部帮助晋商开拓南方市场，参与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
第二，我郑重邀请晋商投资天津，参与天津港的建设，天津未来的定位是对朝鲜和日本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而朝鲜日本的人口要多于俄国和蒙古，我认为收益也会远远大于与俄国和蒙古的贸易，总之是越早布局，越早获益，政府对天津港区也会予以政策上的倾斜。
第三，随着蒙古人的陆续迁走，草原也将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封牧育草时期，但是考虑到北方民众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政府将适当放开对蒙晋边民赴草原放牧的申请，但最基本上的要求是，只能以法人的身份申请，对自然人概不受理，并且注册资本不得小于中元一百万元，还须通过农业部的对环境影响评估测试。”
乔致墉的脸面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喜色，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利润有多大？晋商中没有谁能估算出大概，可是看看广州、上海、宁波、苏州等主要贸易城市的那些大富豪就知道了，千万家财不稀奇，百万家产更是星罗棋布，油水比晋商守着苦巴巴的蒙古和俄罗斯要足得多。
以前晋商是苦无门路，由于皇商的身份犯了众怒，并且西北与东南在地域的距离，被南方商家集体抵制，只能从南方采购丝绸茶业交易给蒙古和俄罗斯，不能真正参与南方贸易，但如今有了政府的帮助，那就不一样了，至少有了一线希望。
对于第二点，其实乔致墉不是太放在心上，毕竟建设港口码头需要大量投资，回收周期也比较长，再加上深处于内陆，对港口码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象南方沿海城市的大商家，积极参与到港口码头的建设当中，因为光是停泊收费与上下货的费用，就是一笔稳定的收入，而且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这笔收入也会逐年增加。
乔致墉真正看重的还是第三点，民盟军把蒙古人赶走，放晋蒙边境的汉人进草原放牧，又提出了一百万元注册资本的限制，这不就是为晋商量身打造的吗？
放牧这种技能，并不是蒙古人的绝学，北方汉人论起放牧的本事不比蒙古人差，只是草场被蒙古人霸占了，只能在山坡上放羊，如今草原在手，那又能养多少羊？每年光卖肉奶毛又能赚多少钱？
乔致墉直接忽略了必须通过农业部对环境影响评估测试这一先决条件！
王枫对环保是非常苛刻的，甚至苛刻到了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步，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环保是一条红线，谁都不能踩！
“小人代我山西会馆同仁感谢王司令。”乔致墉喜欢的拱了拱手。
王枫暗暗摇了摇头，他哪还看不出乔致墉打的什么算盘？放着好好的港口不去投资，反而对养羊感兴趣，这真是无语了，要知道，投资港口才是真正的惠泽后代，看看红朝的几支港口股就知道，无论经济下滑多么严重，港口股的收益都稳定的很，哪怕将来，子孙后代再是平庸无能，只要不把股份给败掉，依然能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不过王枫也不点透，机会给了，你不肯要，怪不得别人。（未完待续。）
第七三一章晋商的困境
胡雪岩似乎也揣摩出了乔致墉的想法，心里连呼这个老乔啊，真是鼠目寸光，并暗暗打定主意回去后稍微提点一下，毕竟胡雪岩长期在苏杭做生意，而南方那边对港口是很重视的，尤其王枫还特意提到了在天津建港。
象王枫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说话？正如天子金口玉言，既然特意钦点了天津，那么中国政府肯定是存有抬出天津，以渐渐取代北京地位的打算。
当初杨坚为什么要拆了建康？因为建康是南朝六代都城，江南大族聚居建康，对建都长安的大隋构成了隐性威胁，同样的道理，北京历元明清三代为都，即使清朝亡了，也依然遗下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会给定都南京，也即把重心放在南方的新中国带来不稳定因素，甚至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一旦衰落，都有分裂的可能。
除非王枫以北京为都，依靠北方政治力量作为统治基础，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只要首都一天在南京，分裂的隐患就一天存在，所以打压北京成了王枫唯一的选择。
今时不同于往昔，杨坚可以挟平灭南朝之威拆了建康，但王枫不可能把一个北京城给活活的拆除。
即便如清庭，在代明之后，对曾经是陪都，并且做过短暂南明都城的南京虽然存有忌惮，却也没有拆了南京，而是力捧苏州，把苏州打造成了江苏省乃至东南沿海的政治经济中心，两百多年下来，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苏州的人口超过了六百万，几近于南京的十倍！
再如红朝。建都北京之后，对曾是民国旧都的南京也暗中打压，使得时至今日，南京在江苏省内都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
一般来说，新朝执政都会对前朝的旧都下手，毕竟旧朝首都是旧势力的大本营。再如红朝把安徽省省会设在合肥而不是安庆，把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而不是保定，也是出于类似的考量。
如今中国政府也同样如此，在北京附近另建新城，逐步抬高天津地位，降低北京的重要性，直至把北京边缘化，彻底消除政治影响力，成为一座如西安、洛阳那样的历史古迹名城。
从天津沿海以滩涂为主的自然条件来看。其实造港的成本很高，但王枫一力坚持，这不仅仅是与日本朝鲜贸易的便利，还透露出了中国政府的政治风向。
也许百来年后，北京会转型为一个风景宜人的中型旅游城市，人口大约一两百万，北京人民倚仗大量的文物古迹与青山绿水发旅游财，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而天津将发展为人口过千万的华北经济领头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
不得不说，经历了上海炒作房地产破产事件的洗礼，胡雪岩的政治灵敏性有了很大提升，仅仅依靠几个表情，眼神和只言片语，就大致推断出了王枫和乔致墉各自的心思。
王枫却也仿佛猜出了胡雪岩的想法。狠狠一眼瞪了过去，警告他不得乱说，开玩笑，这种事情可以做，哪怕大家心知肚明。却不可以公开说，这是一种潜规则！
胡雪岩的手不禁抖了下，连忙报以一个我明白的笑容回了过去。
王枫这才转回，向乔致墉笑着问道：“乔老板，听说你家也是开票号的罢？”
“正是！”乔致墉不解的望向了王枫。
王枫沉吟道：“你再替我转告山西票号，北京政府会以最快的速度统计出手里持有的来自于山西票号发行银票的总额，我希望山西票号在这之前，如果有准备赎回的，请尽快准备好银两，不愿赎回的，请早日做好把票号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准备，我们争取在半年之内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并实现中元在北京地区的完全流通。”
乔致墉的脸面瞬间晴转阴，南方钱庄超发银票，后果是命门被王枫死死捏住，被迫交出了铸币权，如今北方票号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甚至铸币权都不是重点了，而是直接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危险！
要知道，清庭虽然财政困难，却不代表各路王爷与宗室公卿手里没钱，中国政府只没收清庭满蒙大员所持有的明代以前的古玩字画、各类奇珍与所有的黄金，也就是说，这类人可以保留银票。
很明显，银票带去澳大利亚就是一张废纸，临走之前，肯定会向山西票号兑换成现银，这部分的数额有多少？据乔致墉初步预计，光他一家就有五百多万两的存款，而涉及到整个山西票号的总额应该不会少于一亿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这是迫在眉睫的兑付压力。
更要命的是，清庭的**是系统性**，也即官场上几乎是无官不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席卷汉蒙旗三族，尽管中国政府对满蒙贪官不采取任何措施，却不可能对不具备迁徒往澳大利亚资格的汉族贪官手下留情。
北京城有多少汉族官员？恐怕吏部都要核对好几天，纯凭推测，预计从汉族官员家里查抄到的银票总额也不会低于一亿两，再加上历年民盟军攻城掠地所积攒的与山西票号有关的银票，很可能山西票号的债务规模与危机会大于南方钱庄。
这不仅仅与数额多少有关，还牵涉到可控性的问题，南方钱庄的银票基本上都掌握在民盟军或与之有生意往来的商家手里，这二者显然不愿意南方钱庄倒闭，所以改制较为顺利，而山西票号不同，清国持有相当大数额的山西银票，挤兑潮随时会来！
“请王司令救救我山西票号，我山西商界定会感激不尽。。。。”乔致墉赶忙向王枫求救，把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这。。。。”王枫顿时眉头一拧，这是要给山西票号擦屁股啊，就冲着山西票号的发家史及与清庭的特殊关系，王枫是不想管的，甚至趁着山西票号破产的机会收归国有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说，政府有必要化解即将发生于北方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作为。
王枫的面色阴晴不定，乔致墉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胡雪岩则是暗暗叹了口气，他曾提醒过乔致墉尽量与清庭撇清关系，但既得利益哪有那么容易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