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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27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50岁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开车把我送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 “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话……” 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①，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当选中央书记（2）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竭，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入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做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Н。И。萨温金对我说，是А。П。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局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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