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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在一起
而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毫不留情地向每个人提出了要求，我也不例外。从1946年起，我每个夏天都与父亲一起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普里沃利诺耶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两公里，放学后我跑到位于区中心的外公家，穿上工作服，再跑到拖拉机站去帮助父亲修理联合收割机，傍晚下工后一起回家。
然后是收割粮食。7月底至8月底这段时间，都要在离家较远的地方干活。甚至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中断时，我们也留在地里，一面修理机器，一面等待天气放晴。在这样的“停工 ”时间，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很多。什么都谈，谈工作，谈生活。我们的关系已不光是父子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合作共事者之间的关系。父亲尊重我，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父亲精通联合收割机。一两年后，我可以调整其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了。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听声音就可以立即判断联合收割机工作中的毛病。同样感到自豪的是，可以在机器开动时从任何一个部位爬上去，甚至从嘎吱作响的收割装置和不断旋转的拔禾轮那边爬上去。
如果说联合收割机上的工作困难，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是繁重的劳动：一天干20个小时，却只睡三四个小时，搞得筋疲力尽。如果遇上气候干燥，粮食脱粒，那就得分秒必争，机器不停，轮流换班，喝口水都没工夫。天气又热，真是活受罪，尘土飞扬，机器的轰鸣声响个不停……从旁看我们，只剩下眼睛和牙齿了。身上其他地方落满一层混有机油的尘土。有时我在连续工作15～20个小时之后支撑不住，就在驾驶室旁边睡着了。头几年经常鼻子出血，那是少年机体的反应。一般十五六岁正是长个子和长力气的时候。我力气倒是长了，可每到收割季节都至少要掉上5公斤肉。
农民的劳动十分繁重，却并不见富裕。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宅旁地块上了。里面什么都种，这样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然而每个农户都要上五花八门的税，还有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任务。不管你是否养了牲口，统统得交120公升牛奶，交油，交肉。果树也得交税，尽管不是年年都有收成，税可是年年得交。于是农民就把果树砍掉。
想出去也出不去，不给农民发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一遇到警察就玩儿完。再说城里哪儿也不要人。只有一个机会：通过“有组织招工”招去参加“伟大工程”。这和农奴制有何区别呢？甚至多年之后，我在作农业政策问题报告时，都很难不用最尖刻的评语和说法，因为我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实在太了解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1）
我们家毕竟比其他人家强一些，因为给机械师既发实物又发钱。可那工资还是少得可怜，想添置点衣服或者家用什物，还得卖掉自家种的东西。要到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沙赫特去出售。总之，一年到头都是捉襟见肘。
即使在收割季节，给我们送的饭也并不丰盛。不过要是一昼夜完成30公顷的脱粒任务，那么按规定给你一个“包裹”。那是特地为你预备的：果酱加黄油，炖肉，好的时候给上一罐蜂蜜和必有的半升装的两瓶伏特加。虽说我对伏特加并不感兴趣，这可是人世间最香的一顿饭了。那不是“包裹”，而是上天的恩赐……节日！
说到伏特加，有一次队里可是给我开了个恶作剧的玩笑。那是1946年的事情。收割结束了，机械师们决定喝酒以示庆祝：这可是战后第一个收割季节的结束，尽管这一年不是很顺，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了。去买了一箱伏特加酒，不知到哪儿又弄来酒精。大家围坐在野外车厢内，连吃带喝，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应当说，我们这个队里的男子汉个个都很健壮，年纪轻轻，却饱经风霜，因为大部分都上过前线。当时父亲37岁。我年龄最小，才15岁。我坐在那儿，一面吃着，一面听他们说话。
这时，队长跟我来劲儿了：“你干吗傻坐着？粮食收完了。你就喝吧！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看看父亲，他一言不发，暗自笑笑。有人递给我一杯……我以为是伏特加，其实是酒精。喝酒精可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程”：要在出气时喝，接着也不换气，马上喝凉水压压。
我却随随便便就喝掉了。
我大出洋相！机械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数父亲笑得最厉害。这堂课确实大有好处：此后我再未从伏特加或者酒精中体会到任何乐趣。为了报仇雪恨，当即商定取笑给我出难题的队长。给他的杯子里斟上酒精，又给递上一杯，里面不是凉水，还是酒精……队长呼出一口气，接过第一杯，然后是第二杯……大家又是笑得个前仰后合。他却只是沮丧地发出咳咳声，真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总之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可以说是朋友。在困难的生活中相互帮助。也善于好好工作。
多年之后，我已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每次回乡都要去看望当年曾在我们队里干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他们都已上了年纪。见面时没有任何官样文章，大家都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拖拉机队在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至今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可惜许多人已不在人世。
顺便说说，在田间劳动之后，学习已经不是什么负担，倒成了一种乐趣和享受。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的时间长了，头几个星期因为长上手茧，指头都打不了弯儿。我甚至还为这些手茧而感到自豪呢，不过丝毫没有瞧不起脑力劳动者的意思，有些自称“工人”的人往往就有这个毛病。从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情况看来，真正的工人倒不这样。至少对我们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艺师，对学者都是很尊敬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你的实际价值。
那年头的粮食来之不易。1946年的年成不好，正好在种粮区发生了旱灾。如果官方的统计可信的话，全国共收获粮食3960万吨（其中国家收购1700万吨）。而1940年为9570万吨（收购 3640万吨）。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许多州已并非第一次出现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的年景也并不算好。1947年春天，斯大林格勒的人纷纷涌到我们这里来（是饥饿逼的），提出拿手里的东西换粮食。没有粮食换给他们，连自己都是捉襟见肘，但还是给换了。
1947年对全国说来是比较顺利的一年。 共收获粮食6590万吨（收购2750万吨）。战争刚告结束，就向人民许诺一年后取消凭票证供应食品和工业品的制度。1946年的旱灾使这项措施推迟了一年。1947年12月终于取消票证。那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特别的高兴。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年收成不好。勉勉强强地把冬天度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 1948年的收成上了。
谁知刚刚开春，4月份就开始有沙尘暴频频袭来，这是可怕的旱魔伴侣。“又要倒霉了，” 父亲说道，“数数看，战后连着第三年了。”不过几天之后就下起了温暖的雨。下了一天，两天，三天……庄稼直往上窜。
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丰收。平均每公顷收获22吨。这在当时，尤其是连着几个灾年之后，算是成果空前了。1947年以后，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条命令：凡用联合收割机脱粒谷物1 万公担，即可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脱粒谷物8000公担，即可获得列宁勋章。我和父亲脱粒谷物8888公担。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我最珍贵的勋章。获奖的消息是秋天得到的，各个年级都集合起来开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很难为情，不过当然心里很高兴。当时我还得在大会上讲话，这也是第一次。
可以说，1948年对我们家来说，如果不是幸福的一年，那至少也是顺利的一年。对全国说来这也是个好年头：战后取消票证的第一年。尽管取消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翻了几倍，毕竟造成一种生活在逐渐走入正轨的感觉。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2）
1947年9月7日，我已经16岁，我的弟弟降生了。我记得天刚亮时，父亲叫醒我，让我换个地方。我搬走后又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父亲说我现在有小弟弟了。我建议给他起名叫亚历山大。生活的安排使我从1948年起就实际上离家单过了。弟弟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得到父母的关爱。他的童年少年完全不同。这一切都影响到性格，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亚历山大的一切都不一样。我觉得是更简单更轻松。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试图按照我的生活准则去改造他。我一直跟他“战斗”，多少有些收获。但是，弟弟却依然故我。
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之后，国家正在从废墟中挺立起来。几年之后我往来于莫斯科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时，曾经到过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几次我去莫斯科都路过斯大林格勒。我特意安排为早上到达，晚上或者夜间离开。在城中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圆顶缓坡山冈，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七八年之后，这里依然遍地是炸弹、地雷、炮弹的弹片。我还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正在逐渐地、年复一年地矗立起来。
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