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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生活，而是为生存而斗争。战争期间人们懂得：应当拯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国。想的是：等战争结束、打了胜仗，就好好地过日子。然而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头几年，没有多大起色。仍然是艰苦的劳动，仍然在幻想：等重建结束、恢复工作完成之后，总算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这种希望甚至使最劳累最卑微的工作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
就是这样地勉强度日。那个年代什么都有：有艰辛也有欢乐，有痛苦也有希望，这是生活本身的矛盾。那些今天要研究我国历史的人，应当善于将它的每一个时期、每一桩事实放到更加广袤的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些事件，也无法理解那些人。
如今在回首往事时，我愈益确信：父亲、外公潘捷列伊，他们对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本身，行为举止，对事业、家庭和国家的态度，无不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在父亲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人身上，大自然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修养、钻研精神、聪明智慧、人情味儿和许多其他优秀品质。这使他在同村人中间明显地出类拔萃，人们对他既尊重又信任，把他当做“可靠的人”。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不但有亲子之情，而且对他十分依恋。诚然，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好感从来不挂在嘴上，这都是纯真的。成年之后，我愈来愈佩服父亲。他令我吃惊的是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他关心自己国家和遥远国度的问题。他可以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乐曲听歌曲。经常阅读报纸。
我们的见面往往变成了回答问题的晚会。如今是我成了主要的回答者。我们仿佛交换了位置。我始终佩服他对母亲的态度。那不是表面上惹人注目甚至矫揉造作的态度，恰恰相反，是一种从容、质朴而亲切的态度。不是故意做出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哪一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带礼物。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一见如故，每次与她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学哲学很感兴趣。我认为“哲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对他有着神奇的作用。父母对伊琳娜的出世喜出望外。伊琳娜在爷爷奶奶家过了好多个夏天，她喜欢坐上两轮车在田野里转，喜欢割草和在草原上过夜。
我是在已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五大时，听说父亲突发重病的。当即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乘飞机返回斯塔夫罗波尔，再驱车赶到普里沃利诺耶。父亲住在村医院里，已不省人事，我们终究未能相互说说最后告别的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严重脑溢血去世。于苏军建军节——1976年 2月23日安葬。普里沃利诺耶，这片父亲所出生的、从小耕种收获并且誓死保卫的土地，将他揽入自己的怀抱……
父亲一辈子为亲人做好事，却并未因为自己的病痛拖累过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促了。每次回到普里沃利诺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扫墓。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1）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自在。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2）
好奇心和自尊心
与我同年级的莫斯科同学，常常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对有些问题或有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不耻下问就是表明自己无知。可是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想弄个明白。到了三年级，我就能够与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参加学生辩论了。
我们的法律系有何突出之处呢？首先是它传授广博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
中心意思是，法律课程本身的掌握，需要切实通晓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因此就应当在掌握全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情况下实现。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科学的殿堂，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英的集中地，是青年人的精力、激情和探索的发源地。这里可以感觉到千百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存在着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民主传统。许多著名学者、院士都把在莫斯科大学执教、讲学看成一种荣誉。其中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术流派，每个人都有数十部专著和教科书。他们的讲课打开了新的天地，揭示了我原先所不知道的人类知识的新境界，将莘莘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亚大街上这座楼房里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生活脉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