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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亚大街上这座楼房里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尽管多半是以隐蔽的方式，却依然保持着创造性探索和健康的批判主义的精神。
当然，也不应粉饰大学里的实际情况。我上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著名的“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
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
有一次，我在会上对一位教员分析问题的方法提出批评。当时我同宿舍的同学、过去的前线战士和年级的班长（如今已是教授，著述甚多）瓦列里·沙普科说，这样的话应当等考试过后再讲。我对他的审慎态度一笑置之。但是考试到了，我回答得很有把握，有一处在引用一本书时把书名说错了。主考官面露惊异之色。我马上作了更正，但为时已晚。
他挖苦地冷笑着在小本上记了个什么，我下面的回答他已经不听了。我答完后，他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道：
“好吧，戈尔巴乔夫，稳稳当当的四分……”说着便毫不迟疑地立即在记分册上打分。
尽管其他科目我都得了五分，这门课我却没有再重考。于是我就失去了享受特定助学金的资格。这对我的自尊心、特别是对我的日常开支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照我的看法，正是对于大学（对教授和学生）特别警惕。从全部情况来看，那里有一套对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监督的得心应手的制度。对于官方立场的丝毫偏离，任何表示不愿轻信的举动，轻则可能在共青团和党的会议上受到批判。
在学校教授中进行新的一轮清洗的余音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时所罗织的罪名实在太荒谬，连当局自己也只得打退堂鼓了。例如，毕生从事基辅罗斯研究的大学者谢·弗·尤什科夫教授，竟被打成“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在尤什科夫接受批判的学术委员会上，他情绪沮丧地登上主席台，并未详述反驳的论据，却只说了一句话：“请大家看看我吧！”只见他站在与会者面前，身穿托尔斯泰式男短衫，腰间系了一根带子，手里是一顶旧草帽，其整个外貌仿佛就是品行端正的俄罗斯老知识分子的化身。
会场里掠过一片笑声。人们并未就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指控进行批判，清醒的理智向情绪激昂的会场提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这叫什么世界主义？”于是，对尤什科夫的批判就此草草收场。
我们都很喜欢听尤什科夫讲课。这甚至可以说不是讲课，倒更像是在客厅里的谈话，是关于远古时代、关于我们祖先生活的引人入胜的讲述。尤什科夫教授对自己讲授的课程可说是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我们却不止一次地给他设下独特的意识形态圈套，比方说：尊敬的教授，您在自己的讲课中为什么要回避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呢？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他那个笨重的鼓鼓囊囊的皮包，从中找出一本自己的书来，戴上眼镜，寻找有关的语录。
我要是说大学学生所受到的密集的思想灌输并未触及我们的思想的话，那我就是在歪曲事实真相。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如果说有部分教授（我今天觉得他们是）被迫地遵守了“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所学科目中的许多观点都当成了客观的现实，真诚而且坚定。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3）
教育体制仿佛是在千方百计地防止学生掌握批判的思维方式。然而与其背道而驰的是，随着所学知识的日积月累，（到了三年级）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对于似乎已经学会并且掌握的东西进行认真思考的阶段。
今天的读者，首先是年轻的同胞，有人读了之后也许会皱起眉头，因为我这里要讲到，最先使我对向我们传授的“终极真理”之颠扑不破产生怀疑的作者，竟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但确乎如此，原因如下。
无论具有怎样的（有时是过分的）论战尖锐性，他们的著作中有对论战对手观点的详细分析、一系列反论据、对结论的论证，这与斯大林的“辩论”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斯大林喜欢以谩骂、顶多是以宣布颠扑不破的真理来代替论证。大概主要是因为，我愈是仔细地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愈加深入地思考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的一致性。
我是1952年入党的。入党前我面临一个问题：履历表中关于受到清洗的外公和爷爷怎么落笔？外公潘捷列伊虽说未受审判，却蹲了14年大狱。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批准为候补党员时谁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乡亲们对我了如指掌。我给父亲去了一封信，因为他入党时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夏天我们见面时，父亲说：
“我什么也没写，我们在前线不兴这一套，那都是火线入党，生死关头。这就是我的回答。”
可我作为他的儿子，却要在党委会上、后来又在列宁区党委会上长篇大论地解释外公和爷爷的全部经历。
智力上的逐渐成熟、一种要领悟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渴望，使我对那种把教学过程搞成脱离实际、死记硬背的做法深恶痛绝，有的教员就犯这个毛病，他们把学生完全当成思想灌输的对象。这里有带侮辱性的、损伤人的尊严的因素。
记得1952年秋天，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之后，某教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便在课堂上逐页地给我们念这本书。我忍无可忍，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那本书我们都知道了，在课堂上机械地朗读是对听课者的不尊重。
反应是说来就来。那位教员气急败坏，说什么有的人胆子不小，却害怕署上自己的名字，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丰富论点和结论”。
我站起来说，字条是我写的。就这么开始了…… 关于这次事件的通报发到各共青团组织和党组织，一直送到莫斯科市党委。我当时担任系共青团组织负责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书记是鲍里斯·斯皮里多诺夫，后来成了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接着就是批判，不过最后问题不了了之：大概又是“工农出身”起了作用。
日常现实侵入教学过程，明显地校正着我们关于“最正义的制度”和“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等来自书本的观念。1952～1953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医生案件”使社会大为震惊，这一案件为肆无忌惮的反犹丑行、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犹太人卖国提供了口实。
我的朋友沃洛佳·利伯曼，曾经历过艰苦的前线岁月，有一天没有来上第一节课，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来。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闷闷不乐，一副颓丧相。他脸色大变。“怎么回事？”我问道。只见他眼泪夺眶而出。原来是一帮人起哄嘲弄，对这位原先的前线战士极尽辱骂侮辱之能事，将他从电车上扔了下来。我一时目瞪口呆。
许多年过去了，在我最难熬的1991年12月的日子里，我曾经与作家别利亚耶夫见面，他也是那个时期的莫斯科大学学生。我们也回想起这些插曲。作家讲，当时几乎把戈尔巴乔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因为他太激进。不过我当然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已经形成。
1953年夏天，我趁莫斯科大学的会议和拖拉机站的工作之间的间隙，在斯塔夫罗波尔我们区的检察院进行了法律实习。那时我第一次碰到当时相当典型的“区一级领导”。这时我对于事物，对于自己家乡区领导的习俗已经另有看法。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其《我希望……》一书中发表了我当年的一封信，信中说：“……这里的气氛使我感到压抑。每当接到你的信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他给我带来如此之多的美好、珍贵、亲切、明白的东西。我就更加感觉到周围环境之恶劣……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陈规虚礼，等级服从制度，种种注定的结局，官员公开的厚颜无耻，妄自尊大……你看这里的某个首长，除了肚子之外没有任何突出之处。可是有多么自负，自信啊，一副屈尊庇护的腔调！”
内心里的抗议已是呼之欲出。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4）
斯大林之死
我毕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