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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哪儿住，父母对“大学生结婚”会说什么，主要是婚后靠什么过活？就靠两份微不足道的助学金和家里（多半是象征性的）帮助吗？
根本就别指望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里要个单间。然而青春毕竟是青春。上完三年级后我回到家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决定，整个收割季节我都在拖拉机站干机械手的活，特别卖力气。父亲嘲笑道：“有了新的动力。”
临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亲卖了9公担粮食，加上现金报酬将近有1000卢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攥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 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6）
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在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入和融入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阳前进。忽然之间…… 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 我们携起手来，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绉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槟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革命者心爱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丁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入证制度的限制。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生代表为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1954年夏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我觉得父母定会对我的选择表示异常高兴。然而，父母（我后来成了父亲才明白）总是有自己的对于“选择”的看法。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疼爱有加，外婆也一样，而母亲则心存戒备和嫉妒。并且从第一次见面到后来一直如此。换句话说，显然未能成为一次“温情脉脉之旅”。
我来到外公潘捷列伊的坟上。他是1953年深秋去世的。出殡当天，冰冷的秋雨倾泻而下。然而，全体村民仍然出来为他送行。我在倍感亲切的墓地上伫立良久，追思他那坎坷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的命运。
大学的学业已近尾声。最后一学年我在莫斯科南岸区人民法院和莫斯科基辅区执委会实习。当时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关于一帮年轻人所犯的后果极其严重的残暴罪行的案件。审理花了很长时间，堪称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所真正的学校。起诉方和辩护方双方的激烈交锋留在了脑海里。一方是瘦骨嶙峋、衣着十分朴素、全身紧张的检察官，另一方则是一大批体面而自信的律师。无需隐瞒，我完全站在检察官一边，不相信律师。但他们辩护得头头是道。
对我说来最有趣的，大概要算了解基辅区苏维埃及其执委会的活动了。一是我在那里收集了我撰写毕业论文《以地方苏维埃为例看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所需的一部分材料。二是我有机会将自己有关苏维埃建设的知识同首都的一个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初步的对比。最后，我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因为我们在区法院只是充当观察员的角色。
我的毕业论文如期完成。并且顺利通过答辩。得分为“优”。论文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展示（以基辅区苏维埃为例）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
尽管距离认识到基本民主原则的全人类内容还差之甚远，宣传机关那种把世界说成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描述仍然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怀疑。1955年6月我在这方面获得意外的推动因素，那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莫斯科期间的事情。我参加了在列宁山学校礼堂举行的他与我校师生见面的大会。这是位非同凡响的人，他气度高雅，有一双聪明犀利的眼睛，面带慈祥的、无法抗拒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他对我们的母校的亲切话语，记得他希望学校培养出“头脑和心灵都伟大”的男女青年，他们将成为“正直与和平的代表”。
这位印度客人将和平问题与整个人类文明的保持和发扬、与利用现代科技知识为全人类造福、与消除一切有碍我们思想和精神的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联系到一起。
对于长期受到那种所谓要以“阶级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与现象的教育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至少是觉得生疏，思想上的一潭死水被搅乱了。许多年过去了，1986年12月，当我同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关于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上签字时，又回想起这番话来。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7）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书记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