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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做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字样的地方，划掉“苏联”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要“祈求宽恕过失”。
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1）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了。我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只是偶尔光顾。找到了一个旅馆，名叫“厄尔布鲁斯”①。我就在这里下榻。我交过床铺钱，便出去逛街了。
城里处处树木葱茏、绿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三四层楼房并不多见，一两层唱主角，房屋的旁边和上面都盖满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罗斯边远地区许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种最莫名其妙的建筑样式。每座房屋房顶上的烟囱，仿佛是在证明没有暖气。后来我才得知，城市也没有上下水设施。
市中心位于高起的部分。那里也有老城堡的断垣残壁。据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压境时炸掉了。60年代以前，旧城的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广场和上市场占用，这里曾是全边疆区和邻近各州农产品的集散地。
广场周围是堪称当地名胜的独一无二的建筑物：昔日的中学，格尔曼·洛帕京曾在此学习，这是个杰出的著名人物，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俄语的第一人；昔日的贵族女子中学（现为师范学院）；低矮的、似乎贴着地面的平房，哥萨克部队司令曾在此“驻扎”过；昔日的贵族会议（军官之家）；剧院（高加索第一家）；现为边疆区党委所在地的省长官邸。通往池塘的斜坡上，是一棵饱经风霜的树龄700年的老橡树。相传这是当年莱蒙托夫最喜欢的去处。我想起了他的诗篇《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宽阔的大路……》。诗的最后，可能是与斯塔夫罗波尔老橡树相遇所引出的话题。对往事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惋惜，
对人生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期望；
我在寻求着自由，寻求着平静！
我想要茫然地进入沉沉的梦乡！但不是那种坟墓里的寒冷的梦……
我想要永远地这样静静地安息：
生命之力在我的胸腔中微睡着，
胸口在一起一伏地慢慢地呼吸；美妙的歌声在愉悦着我的两耳，
整日整夜地对着我歌唱着爱情，
繁茂的橡树永远那么碧绿苍翠，
枝叶扶疏地在我头顶喧嚷不停。① 从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东，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尽头，是昔日城堡大门所在之处，叫做梯弗利斯大门。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门…… 最后，还有一处容易记住的当地“名胜”—— 师范学院楼前的大水洼。总之，简直就是果戈里笔下的省城图画。
厄尔布鲁斯旅馆的旁边是下市场。其泥泞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一惊。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番茄。不过我花钱都很节省，省下来派别的用场：必须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抵达之前随便租个什么住房。
我从8月5日起在边疆区检察院开始见习。每天晚上满城里四处找住房。一天两天过去了，先后看了几十处住房，却每次都不成功。最后单位的同事建议去找经纪人。检察院和民警局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将他们登记在册。给了我一个老牌女经纪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 26号（如此“重要”的材料记得很牢）。我去了，她当下就明白我不是来“斗争”，而是来求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三处房的地址。其中的一处（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处。
这里住着一对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退休教师，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柳芭和沃洛佳。后来又添了个外孙，叫阿纳托利。房东给了我们一间11平米的小屋，其中炉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从三个不大的窗户望出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古色古香的花园。不错，窗户关起来很费劲，它们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张又长又窄的铁床，那网状床垫的中部几乎已经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个房间已多年无人收拾，可是就凭我那点钱，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房东讲好了每月房租250卢布（按1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去。”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