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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会场里的兴奋情绪在10月30日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的会议上，老布尔什维克Д。А。拉祖尔基娜登上主席台。她的发言颇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反正与阴曹地府打交道的事实俱在：“ 我心里老装着伊里奇①，”她说道，“同志们，我之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活下来，就是因为我心中老装着伊里奇，我同他商量该怎么办。昨天我同伊里奇商量来着，他像个活人似地站在我面前说：我和斯大林呆在一起不舒服，他只是给党带来灾难。”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面。在斯塔夫罗波尔，深夜开始用拖拉机拆除市中心那个硕大无比的斯大林塑像时，聚起了一群人，他们明显地持不赞同的态度。但一切顺利进行，“工作”完成了。塑像拆除了，斯大林大街更名为马克思大街。
我们当时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理解为重申和继续党的二十大路线。然而令人不安的东西也日益暴露出来。会场里又在对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这点在讨论新党章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文件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它注重人的需要和需求，宣布关注保证和平与和平共处。但其中许多地方有点对胜利盲目乐观，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提法显得肤浅。
尽管如此，许多代表、党内有名的人物都在争先恐后地颂扬和吹捧赫鲁晓夫。В。Ю。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那个相当杂乱的报告比做“宏伟壮阔的交响乐”。拉希多夫则说赫鲁晓夫是“ 杰出的列宁主义者、精通深刻社会过程的行家和热情的和平斗士”。使我感到不快和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颂歌显然是非常高兴。那种旧有的、人们十分熟悉的东西又在死灰复燃。我们这些代表又如何呢？热烈鼓掌，尽管许多人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使在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意味着反过来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一分析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8）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Н。В。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做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