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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糊口……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 什么全颠倒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当选中央书记（3）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П。М。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Л。Я。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
“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87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猝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当选中央书记（4）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司空见惯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均年龄接近70。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安德罗波夫大笑：
“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工作起来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派头。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简而言之，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老马不毁垄。”
我开玩笑地反驳道：
“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这样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狂热地坚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 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说的“小灌木丛”，忘不了这次谈话。而国家已经无法接受并从心理上拒绝“老人当政”。有关社会情绪的信息肯定也传到了高层的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采取“经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话的方式。我记得有这么一则笑话，不错，那是后来，苏共二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俏皮之处全在对问题的回答上：“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
总而言之，“信号”传到了政治局和总书记的耳朵里。他们也担心这个问题。因此库拉科夫的接替者还一定得是比较年轻的。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
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