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个发言的是边疆区党委农业部长布德科。
此人精明能干，又是我的朋友，他的这一反应出乎意料。会后亚历山大责怪我说：党委会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否必要。
在党委会上，第二书记尼古拉·热兹洛夫也不支持我，显然是因为我事先未同他商量而感到生气。执委会主席博先科提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
“同志们，大家知道吗，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我认为大家都应当考虑考虑，再来继续这个话题。”
这件事并未使我感到沮丧，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同事，也明白了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后来又召开一次党委会，会前我就用书面形式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致通过的决议。
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集体思考并与学者、专家、实际工作者共同切磋的过程。这样制订出来的边疆区农业长期发展纲要，在秋天举行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获得批准。其要点是农业企业的合理配置，农业企业的现代化，采用工业工艺，发展土地引水灌溉，培养干部，科学研究。我把将近10年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纲要的贯彻落实工作，但在离开斯托夫罗波尔时，却发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要任务是使农业保持稳定。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了一个统计：1870～1970 年的100年间边疆区有75年为低产年，其中52年干旱。这是个冒险耕作的地区。几乎50％的地域为干旱和极端干旱草原。当强劲的干热风从东部的阿斯特拉罕刮来时，我国的南部就大祸临头了。干热风席卷整个斯塔夫罗波尔，并向西边的远方刮去。
从事农业耕作的风险程度是如此之高，只要粮食尚未进仓，一切都难以预料。1974年可望有个大丰收。恰在此时库拉科夫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与选民见面。他驱车前往我们主要粮食的产地——各草原地区。这里是他的选区。
驱车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周围的庄稼…… 真是前所未有。库拉科夫的反应出人意料：
“好呀，我的朋友，好呀，我的骗子手！我还以为你们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呢，你们都把庄稼藏起来不让我看！”
“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我回答说。“这不是给您看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儿的全都给分掉，”库拉科夫说。
他回到莫斯科，卡尔洛夫很快就打电话来了：
“你为什么不吭气？头儿说了，给你们一万辆车搞收割。今年得好好从你们这儿搞点粮食。 ”
不久，6月29日至7月2日，斯塔夫罗波尔先是下雨，然后天气炎热，刮起了干热风。我们每公顷只收获了15公担。短短四天就使得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边疆区的引水方案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也曾出现过，但最初的实际步骤是直到30年代才采取的，当时建成了捷列克—库马系统，并开始修建库班—叶戈尔雷克和库班—卡劳斯两条灌溉渠。1969年年底，两条灌溉渠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并按照南方水利工程设计院皮亚戈尔斯克分院的方案开始了运河的第二期建设。
我们在思考边疆区发展前景时曾作过估算，按现有的建设大运河的速度，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可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而1966年的中央三月全会及后来1970年的七月全会都曾经说到要加速北高加索的水利工程建设速度。我决定加以利用。我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论证了修建一条从库班河沿岸至卡尔梅克草原的全长480公里的运河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3）
1970年秋天，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认识了苏联土壤改良与水利工程部部长。我请他看了起草的报告并匀出两三天时间去边疆区考察。
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看了报告，后来又把专家请来，向他们提出一大堆问题。不过结果是：答应支持。他建议报告中提出最近5年、而不是15年的规划问题。他开玩笑说：“我明白您是个年轻书记，对您来说这不算什么期限，可对其他人来说就是无法企及的界限了。”
现在应当争取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天赐良机，巴库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邀请各共和国的来宾，我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庆典，勃列日涅夫也去了。
我在主席台上曾与勃列日涅夫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要求他接见。我讲了要谈的话题，他表示同意。谈话于12月进行，勃列日涅夫又聚精会神地听我讲，他看了所有的计算和图表，提出了许多问题，并要求将材料留下，其中也包括近百年干旱的图表。不久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并未邀请我参加，因为勃列日涅夫亲自通报了运河建设计划，据说他还指出“应当支持那些从国家的角度提出重大问题的年轻的新领导人”。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加速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及引水灌溉系统的决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宣布该工程为全苏共青团突击工程，数万青年开赴边疆区，运去必要的设备。特殊任务（修建三条隧道）由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承担。工程进展神速，1974年我们就庆祝了初步胜利：4月份克里木吉列耶夫高地的隧道贯通，11月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二期工程通水。
运河全部完工（共有六期工程）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然而远景规划的其他部分也应当考虑了，其中包括选择我们地区的最佳耕作制。我们早在1970年11月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就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以为一切都很清楚：用水浇地种小麦。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建议：在水浇地上种植饲料玉米，尤其是苜蓿，苜蓿在这里一季可以收五茬。而将小麦生产改为所谓的 “旱地耕作”，这就要求采取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其基础便是懂行地使用休闲地。这个观点得到斯塔夫罗波尔科学研究所学者的支持和推进，时任所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尼科诺夫后来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这样的试验尼古拉·捷列先科已在自己的农庄内不声不响地搞过了。灌溉水渠刚刚修到农庄的土地，他就将水引过去浇灌苜蓿和玉米，腾出的土地都变成休闲地，使休闲地占到耕地的 15％。见效很快。遇上干旱的年份无论谁家的庄稼都全部枯死，捷列先科的农庄却平均每公顷土地收获20公担粮食。在较为顺利的年份一般农庄平均每公顷打20～25公担粮食，捷列先科的农庄至少打35公担。
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我们就应该走这个路子。可只要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就马上有人提醒我们说：这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对台戏，中央的决议中就把北高加索称为小麦水浇地种植区。出现了当时简直无法逾越的障碍，任何理由都不予考虑。然而，常言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75年和1976年两年，斯塔夫罗波尔又遭到极其严重的旱灾。两年连续干旱已属罕见，两年干旱再加上严寒和春天的沙尘暴，这在斯塔夫罗波尔的100年间也只有3次。1975年和1976年正好属于此列。1976年最为严重。占播种面积一半的谷物、玉米、豆类、牧草全部枯死。农民们预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抛弃房屋土地，迁至城市郊区和邻近的共和国。面临着127个农庄停止活动的问题，这个数字占了边疆区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往阿尔兹吉尔区——干旱地区。我要在当地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我同塔拉诺夫乘坐“玉米机”（安12）作超低空飞行，下面是庄稼枯死的田野，绵延近300公里。只是在有局部性水源的地方，小小的绿洲泛着耀眼的绿色，而绿洲的周围一直到地平线上，则是一片黑色。
沉重的思绪始终萦回脑际。给人们说点什么呢？草原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久经锻炼，谈问题不拐弯抹角。这里出了许多大领导人，这绝非偶然：这里的人只要能取得成就，任何工作都可以交给他做。飞机着陆后即前往文化宫见面。走进会场，人们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们。
在此之前不久，同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加里宁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谈话。他是本地人，斯塔夫罗波尔人，未当部长前任边疆区农业局局长。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想推掉自己的责任吧，不过在去各个干旱地区跑了一圈之后显然是张皇失措了，一再地说得马上把牲畜总头数降下来。
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朋友——边疆区执委会副主席格奥尔吉·斯塔尔希科夫，此人寡言少语，但内心充实，行为果断，曾是海军的前线战士，他拍案而起：
“尤里·彼得罗维奇，你干吗惊惶失措？你是来帮忙还是吓唬人来了？你不来我们就够难受的了。我们对一切负责，全都自己承担。”
加里宁一气之下，打道回府，并在中央作了相应的汇报。第二天卡尔洛夫给我来电话。此人坚定沉着，从不惊惶失措，可他的声音里也透着紧张：
“听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里宁不知所措了。他认为您对形势估计不足。我看他把库拉科夫也鼓动起来了，所以您就等着电话吧。”
果然，库拉科夫很快就来电话了：
“你们那儿在想什么呢，米哈伊尔？……” 他生气地开始说。
这些日子白天黑夜连轴转，神经极度紧张。因此为了不至于控制不住自己，对人家说话的腔调不作任何反应，我回答得特别冷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经过反复考虑，而且是认真地考虑。眼下才是6月，还有整整一夏天呢。多少还有些富余时间。要是现在就把牲畜和羊只宰掉，就得关掉将近三分之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那些迁走的人把一切都扔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