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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科夫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你要是有把握，就把全部责任承担起来。不过要小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4）
他把电话挂了。不知道库拉科夫为何对我的论据做出如此激烈的、近乎病态的反应。真该死，我以为他的不满是因为1975年他在全国就像加里宁所建议的那样行事，一下砍掉了几百万头猪。
总之，我内心里做出了决定，我的亲密战友都表示赞成。这也就决定了我在阿尔兹吉尔讲话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我说道，“灾情很重很重。可是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熟知它的古怪脾气和变化无常，这不用多说了，我们大家全都很清楚。边疆区有一半的地界上庄稼都枯死了，但另一半情况正常。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如何保住农庄，拯救牲畜吧。”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声音……
“把一部分牲畜、特别是肉畜赶到山上牧场去。在那儿养肥宰杀。储备饲料的工作马上发动边疆区全体居民人人参加，无一例外。给草原居民在风调雨顺的地区拨出种饲料的土地。不这样做，就一切都毁了。总之，边疆区支持我们。相信国家也会支援的……”
饲料是在峡谷和林带、道旁水沟和城市草坪、邻近地区采集的。就连到疗养院休养的人们也参与了这场全民运动。储备的饲料均运往干旱地区。我紧急飞往莫斯科，把情况全都对库拉科夫讲了，然后去找勃列日涅夫。新粮尚未下来之前国家就向斯塔夫罗波尔人提供了紧急援助，拨给6万吨精饲料。缺水也是一大灾难，首先是人，牲畜也得喝水。只好从边疆区其他地方运水。这件事也办了：有两个月城市里的运水车、洒水车全都销声匿迹。
不久下起了雨。赶快抢种了晚熟青草和玉米做青饲料。粗饲料和多汁饲料的问题解决了。年底从国家资源中给遭受旱灾的农庄拨出了70万吨精饲料。边疆区得救了。
1976年夏天，我最终确信：不搞休闲地，稳产问题无法解决。又是捷列先科及其追随者的经验把我说服的：这年夏天他们的小麦虽受点影响，却经住了考验。8月份我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报告，对于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条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我拿着报告去找库拉科夫，明明知道他是休闲地的坚决反对者，因为他的出生地和以及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地方都在库尔斯克州、奔萨州。不过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粮食收购计划不变，让农业工作者有权自己决定如何在土地上工作。库拉科夫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
“种植面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让他相信，“您知道吗：我们的小麦种植面积将近200 万公顷，其中有25万公顷是在收割玉米和向日葵之后播种的，那已经晚了。麦苗弱不禁风，一碰到寒流就冻死了。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已在边疆区许多集体农庄作过试验。我还要说，有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汇报说他们播了冬小麦，实际上说的是假话：他们不愿意浪费资源和人的劳动。”
“你要是想冒险，”他最后说，“就去找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是点头，我不会反对。”
勃列日涅夫此时在克里米亚休假。我就把报告给他寄去了。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晚上边疆区党委打电话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封很重要的密码电报。”
我去了。原来根本不对，甚至完全相反：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批院士致信所有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们认为已经具有推广播种冬小麦的有利条件。可我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说的是减少播种！当然，院士的信的诞生离不开库拉科夫的参与。
又过了一两天。终于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想过，也跟人商量过。你知道吗，我想起了哈萨克斯坦。捷连季·马尔采夫当时对我说，没有休闲地可不行。你就干吧，我支持你。”
我明白，勃列日涅夫这几句话是经过长时间的疑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反对搞休闲地的偏见实在太厉害了。后来我才得知：恰好当时鄂木斯克州委书记谢尔盖·马尼亚金在克里米亚休养。他是我们边疆区阿尔兹吉尔区的人，几乎天天与总书记助手一起散步，当问起他休闲地的事情时，他回答说：戈尔巴乔夫说得对。有时紧迫的问题竟是这样解决的。
我又飞往莫斯科。会同库拉科夫起草了政治局和政府关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采用旱地耕作制的决定草案。不久即获通过。不过也同关于农业的其他决定一样，马上就有人试图将其封杀。最先表现出“警惕性”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令我惊诧莫名的是政治局随后作出的关于在全国所有地区扩大谷物种植面积的决定。但我当时已想好在任何压力面前决不退缩。我们坚持下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收成不错，我们的丰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休闲地的积极作用，归功于使我们能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收割任务的“伊帕托夫工作法”。1978年更是获得空前大丰收：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平均每人两吨粮食。旱灾造成的创伤正在结疤，损失的东西正在恢复。就连那些跑到城市郊区的人也纷纷返回家园。这并不是什么情况的巧合所致，而是我们实行新措施的自然结果。
斯塔夫罗波尔是个细毛绵羊的饲养地。实际上是家家户户都养羊。其中有250万只分布在卡尔梅克的“黑土地”——冬季牧场上。边疆区不仅生产羊毛和肉食，还在培育新品种。这方面也到了变革的时代。养羊业的粗放式发展已无潜力可挖。现代农民宁愿与新工艺打交道。部门集约化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成为边疆区第一书记后，也抓了这个问题。我又得与同事们让中央相信向边疆区养羊业投资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在莫斯科的权力走廊走上若干公里，以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最终结果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斯塔夫罗波尔良种细毛羊养殖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决定》。而决定颁布之后则是艰苦的非同平常的工作。因为养羊业在人们的眼里是个一切都可自行解决的部门：把羊往牧场上一放，就万事大吉了。此乃似是而非的看法！有人说得对：从事养羊业须具有职业的广博知识。我们还得再次使自己对此确信不疑。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5）
看来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多年进行试验，探索一种考虑到该部门、边疆区各区、当然还有养羊人劳动特点的工艺方案。可是当我们开始将母羊从牧场转到机械化的养羊综合体、将小羊放到机械化的大育肥场时，立刻觉得不对劲了。原来，羊只的集中是有限度的，没有牧场不行，至少羊只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露天里并且不断地活动。不仅如此，羊只在牧场上可以自己找到药草。关在羊圈里上哪儿去找？！疾病蔓延，大量死亡。总之，老部门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结果更糟了。我们开始明白自己搞错了。幸好刚刚开始就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错误。应当尽快地修正计划。我们找到了养羊综合体的最佳类型，搞起了人工培植的牧场，在水浇地上种植苜蓿，生产高质量的干草。不过大概起关键作用的是繁殖优良品种的工作。
至70年代末期，养羊业发展的情况已经好转。已向区外出售了数十万只良种羊。良种已出口到印度、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这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产毛更多了，羊毛质量也大大提高，养羊业成了赢利的行业。
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工程进展顺利。1978年8月，由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奥西达克率领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隧道分队将亚历山德罗夫村附近的7公里隧道打通，为库班河水流入斯塔夫罗波尔东部草原开辟了道路。河水流进村庄、田野、牧场。结果是，我们与中央关于水浇地只能种小麦的决定对着干，建立了自己相当有效的系统。由于有了休闲地，边疆区的谷物即使在干旱年份也有较为稳定的收成——起初是将近500万吨，后来更高了。水浇地上的饲料收成也变得稳定了，每公顷将近80公担饲料单位，这是俄罗斯最高的指标①。
如果说还有使我们不得安宁的，那就是肉食生产了。斯塔夫罗波尔一直背着向其他地区供应肉制品任务的沉重负担。当年畜产品市场的形势极为严峻，供应紧张的不仅是工业中心，而且也有库班、顿河、斯塔夫罗波尔这样的地区，本身就是商品粮、肉、奶、蔬菜、水果等的大生产者和供应者。当年我们边疆区要将收购肉类的75％运到区外，克拉斯诺达尔为80％，罗斯托夫为56％。为了完成计划，甚至用上了花钱买来的农户个人饲养的牲畜。全都收光了：监督很严，而且常年不断。边疆区的肉食供应情况每况愈下。在下城市下农村时，就这个问题向人们作解释的场合愈来愈多。在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工人们责怪我巴结中央，把什么都给了国内其他地区，忘记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居民面前应负的责任。
边疆区居民的不满开始具有激烈的形式。我在对形势作了通盘考虑之后，决定给中央写个报告，提出了调整食品资源分配的问题。库班方面也这样做了。中央书记处在苏斯洛夫主持下讨论了两份报告，希望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考虑所出现的情况。在同М。С。索洛缅采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