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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别正直而勇敢的人，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当选为伊佐比利内区第一书记，该区离斯塔夫罗波尔市不远。区内百业凋敝，条件恶劣。沙尘暴和土壤侵蚀将当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拖入绝境。戈尔洛夫使这个区得以振兴。想想看吧：拖着假腿、拄着拐杖跑遍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峡谷！1973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卡利亚金、丘马切夫、戈尔洛夫都是农村区委书记。新人与他们一起进入城市党委会，进入边疆区党委会。就其共同的行为风格、文化、扎实的基础教育甚至仪表而言，他们仿佛代表了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新的一代。
我第一批提拔出来的人当中有弗谢沃洛德·绥拉菲莫维奇·穆拉霍夫斯基。我和他起先在共青团共事，后来又开始学习做党的工作。穆拉霍夫斯基先后主持过基斯洛沃茨克和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完全有理由在我当选中央书记时推荐他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
穆拉霍夫斯基调至莫斯科后，由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博尔德列夫接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出身于库班哥萨克。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前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出差时就认识他。他当时19岁，担任共青团区委第二书记。博尔德列夫在财政金融学院和党校毕业后回到边疆区党组织，并于1978年根据我的提议当选边疆区党委书记。他很有才干，性格坚强，很难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他无法接受俄罗斯政府的政策，与我的一些同乡一样不肯拿良心做交易，退休不干了。他至今也不得安宁——那还用说，“仍然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不久前听说他身患重病，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尽力相助，好像已经转危为安。
至于另外一个我提拔的人韦尼阿明·格奥尔吉耶维奇·阿福宁，我与他到了某个阶段便分道扬镳了。他是从化学联合企业调来当市委书记的。阿福宁很难进入新的角色，他在新的岗位上就像是大象进了器皿商店。不过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为城市和居民办了不少好事。将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当部长、后来又推选为古比雪夫州委书记，我都认为是对他的才能的一种承认。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改革的开展，他竟成为旧体制的狂热捍卫者。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的改革工作中，曾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卡拉什尼科夫的十分重要的帮助。他是个知识全面、兴趣广泛的人。我提拔他为边疆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后来他成为俄罗斯联邦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长，1984年又成为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他的事情进展顺利，后来出现了麻烦，他只好下台。卡拉什尼科夫对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一次看电视，我见他置身于正统共产党人同仁中间。
在书记班子中
我在边疆区的工作不仅与中央、而且与国内其他地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开始与自己的近邻、首先是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佐洛图欣搞好关系。我们是1969年相识的，他随着一个国家委员会一起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目的是对于经历微冻、干旱和沙尘暴之后的情况进行估量。乍一看，佐洛图欣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个子不高，正方形的、像是用斧子砍削而成的脸膛，见解和用语显得特别刻薄。
然而尽管如此，初次相识之后我就感觉到这是个有威望的、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一贯性格特征的人。这首先是个干事的人，而且并不是呆板地执行，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确系党和人民的真正需要。佐洛图欣做了10年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1966年调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不久我们就听到消息，说他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应当说，库班的干部，至少是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岂止是给宠坏了，简直就是行为放纵。佐洛图欣靠着自己的严厉、一丝不苟、个人的清心寡欲生活和谦虚，很快就把这个大边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给他去电话，并且硬要去做客，以便亲自看看他是如何解决类似难题的。佐洛图欣热情接待，把工作统统撂下，陪我在他那个边疆区跑了三天。我们的关系渐渐从伙伴关系发展成为朋友关系。他比我大20岁，却从来不摆出一副教师爷训“学徒”的架势。
“年轻脑袋瓜是怎么想的啊？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来做点什么呢？”
我同我另外一个邻居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于1966年接替索洛缅采夫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我与邦达连科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然而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这个北高加索三角中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联系。这个三角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向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直接提供粮食、肉食、蔬菜、水果方面，都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再加上北高加索那些全苏大疗养地，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三角始终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8）
什么叫好邻居，有多少事情取决于是谁在领导邻近的边疆区，我是到后来才特别明白的，19 73年佐洛图欣调到莫斯科担任苏联采购部部长，选举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担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
我们的“等边三角形”眼看着陷于瓦解。定期的电话仍然在打，可是如今梅杜诺夫在打电话时，不惜用最尖刻的话来对付罗斯托夫人，而当邦达连科打电话时，又把克拉斯诺达尔人痛骂一顿。换言之，合作渐渐地被竞争所代替，后来更成了嫉妒，冠冕堂皇的关于竞赛和竞争的话语不过是巧妙的遮羞布而已。
我想说的是，出现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出于对本地区人民的关心，只不过是掺杂了自尊心和最卑鄙的情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农庄主席对此类“哲学”的描述，可能有些刺耳，却相当准确和坦率，他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吗，我们当然都是列宁主义者，可是当左邻右舍的情况哪怕是稍微差点的时候，心里毕竟高兴。”
梅杜诺夫上台后，佐洛图欣曾经相当顺利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可以称之为库班地方主义的思潮，也开始复苏了。对自己家园的热爱是一种神圣的情感。至于利用这种情感，培植所谓库班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与其他人相比不但有特殊的功劳而且还有特殊的权利与特权的思想，那就另当别论了。尽管诚实、能干、善于工作的库班人并不具有这种思想，地方主义甚至骄傲自大的病毒却在当地领导干部当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若干年之后，当困难时期来临，人们便看得很清楚，此类思潮并不是无害的。地方主义、新老地区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惜任何手段保住自己权力的意图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交错在一起，将成为国家解体的因素之一。
然而这一切都是后话了。而当时，1970年，佐洛图欣主动承担了将我“介绍”给最有权威的（或者如当时所说的）领头的地区领导人的任务，这应该相当于我加入“第一书记班子”的非正式过程。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好意。不过也许是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不知道。7月中旬举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在为书记们安排住处时，如上所述，是有一条不成文的却又是严格遵循的规定。他们都下榻在莫斯科饭店。通常第一书记应当住单人间，而领头的住特等间。我与佐洛图欣就住进了一个这样的特等间。不知道这是事先安排好了还是我们来晚了的关系，不过显然当时在场的奥伦堡州书记亚历山大·弗拉索维奇·科瓦连科、萨拉托夫州书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希巴耶夫、阿尔泰州书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吉耶夫，好像还有罗斯托夫州书记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和萨哈林州书记帕维尔·阿尔捷莫维奇·列昂诺夫，正在餐桌旁相当不错地打发着时间。他们全都处于相当兴奋的状态，和往常一样，同时高声地说话，彼此是不大听的。
苏共内有“特别”的信息渠道，一些举足轻重的封闭型集团可说是尽人皆知。还有受到总书记特别信任的独特的“快速反应集团”。其中有伏尔加格勒州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州书记希巴耶夫，图拉州书记尤纳克，克拉斯诺达尔州书记梅杜诺夫，库斯塔纳州书记博罗金，阿尔泰州书记格奥尔吉耶夫，奥伦堡州书记科瓦连科，萨哈林州书记列昂诺夫。他们大多数均与库拉科夫联系密切。每当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者有个什么阴谋时，“快速反应集团” 便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在党的全会或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经他们之口发出对政府的批评或者提出某项建议，那么人人都明白这是从何而来，也明白这样做是为了谁的利益。
我与佐洛图欣刚刚走进特等间，当即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面前都是些什么人。同彼得一世时代一样，见面认识一开始是给我递上一大高脚杯斟得很满的伏特加酒、以此来邀我入席共饮。我呷了两口，将酒杯放到桌上，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这是怎么回事？”科瓦连科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
“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回答说，“循序渐进，但是持续不断。”
大家都因为这个玩笑话而哈哈大笑，不知怎的立刻安静下来。然而我的整套“方式”正好也很简单：我对迷魂汤没有特别的嗜好。不过在心情好的时候喝起酒来并不比别人差。
餐桌旁的谈话又在继续了，劈头盖脑给我提的第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