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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乌兹别克之行是从访问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的。朋友们（其中有我共青团时期的老战友卡尤姆·穆尔塔扎耶夫，时任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古代建筑术的杰作：宣礼楼，清真寺，穆斯林学校。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说，曾经存在过在沙皇治理下享有特殊地位的独立的布哈尔国家。在撒马尔罕，我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东方的集市：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西瓜和香瓜、葡萄、大个西红柿、杏干、葡萄干、许多其他的水果蔬菜。
穆尔塔扎耶夫见到我们很高兴，但他提心吊胆地不时看看拉希多夫派来陪同我们的中央书记。他抓住了一个瞬间，非常惶恐不安地谈起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拉希多夫是个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对他要有所提防，他和他的帮手对有才华的、表现出独立性的干部进行迫害… …时隔不久，穆尔塔扎耶夫本人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乌兹别克领导人把他当成了竞争者。将他调到塔什干，任命为劳动后备委员会主任，从而将他逐出政治领域。后来穆尔塔扎耶夫完全陷于孤立，这一切都损伤了他的精力，他郁郁地离开了人世。
随后我们又访问了扎拉夫尚和纳沃伊这两座新城市，这里有国防企业和至关重要的企业。采金联合工厂使建在沙漠中的纳沃伊充满生机。我们参观了工艺作业线和从中提炼“黄色金属 ”的矿石。我们乘飞机在沙漠上空飞行，后来又驱车穿行克孜勒库姆（红沙）沙漠。一处处小小的绿洲点缀其间，小溪或者水井旁边是羊群，简陋的房舍。
那次旅行中我有幸去了乌兹别克人的家中。乌兹别克人生活朴素，一大家人住在一起。通常是两幢房子并在一起，往往用土坯盖成，屋顶铺的是石棉瓦、油毛毡或者粘土。两幢房子之间有过道相连，那是个独特的外廊。一边住老人，一边住年轻人。许多房子都垫高了，仿佛立在木桩上，为的是在白天酷热和夜间闷热时保持空气流通。还记得第一次旅行中与普通人的谈话，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向全国提供了棉花，而向他们供应粮食却常常断档。“我们把地全都种了棉花。就是说，也不应该忘记我们。”
斯塔夫罗波尔与库班一样，同顿巴斯紧密相连，而地方当局之间却不往来。我成了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况且我与当时的州委书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杰格佳廖夫早有联系。杰格佳廖夫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其业务素质和视野都不比谢尔比茨基逊色，曾多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据我所知，他与谢列斯特关系较近，谢列斯特一倒台，他的仕途就快到头了。先是调去搞经济工作，后来就让他退休。
我们的每次会见都成了“坦率的”谈话，没有禁谈的话题。他和我担心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对于社会正在失去活力，我们都有切肤之痛。应当采取行动，却让陈腐的教条和指示捆住了手脚。
“你知道吗，”杰格佳廖夫对我说，“对某些愚蠢的指示我是故意去违反，不然就会完蛋。 ”
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顿涅茨州实际就是一个国家：500万居民，2300万吨钢，1亿多吨煤，强大的机械制造业，发达的农业、航运业。问题成堆：住房，食品，生态，还有如今以退休者为主要住户的、设备简陋的老矿工居住区的命运。想利用这个实力雄厚地区所生产的哪怕一部分产品来解决上述问题根本办不到。
有一次在中央全会休息时间，杰格佳廖夫邀我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我们正谈得上劲，他忽然问我：
“我说米哈伊尔，要这些干吗？什么苏维埃，执委会，数不胜数的联盟机关、各共和国机关。反正一切都是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和州党委会说了算。应当把权力统统交给它们，其余的机关一律取消。”
我何尝不为管理机关的重床叠屋感到气愤：新的机构就像毒菌一样生长迅速，最简单的问题的解决都成了苦难的历程。然而杰格佳廖夫的想法说服力不够。
“可是，”我反驳道，“中央委员会和州委的权力都不是人民给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么说，他们是篡夺了权力。如果取消苏维埃，就会提出党的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问题。不然的话，像尤纳克（图拉）、库利琴科（伏尔加格勒）这号人就没法治了，这样的人还少吗。 ”
我所提到的两位州委书记在党代表会议上得到大量的反对票，但书记却照当不误，这就叫党的专政。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1）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我说来，与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的接触非常重要。
我是在当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时与安德罗波夫相识的。1968年8月的事件①看来使他无法在通常的时间休假，他是1969年4月突然来到热列兹诺沃茨克的。因为安德罗波夫委婉地谢绝了叶夫列莫夫的礼节性拜访，叶夫列莫夫就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时任克格勃主任的安德罗波夫下榻在橡树林疗养地的一个三间一套的客房里。我是准时到达，却让我稍等片刻。足足等了40分钟。他终于出来了，与我亲切问好，并对迟迟未出表示歉意，说“因为与莫斯科有个重要谈话”。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在刚刚结束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古斯塔夫·胡萨克当选为第一书记。”
照他看来，这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正在趋于稳定。
后来我们又曾多次见面。有两次我们都在同一时间休假，他住在红石疗养地的一处独院里，我则住在疗养地。我们与家人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的郊区游玩，一起去爬山。有时搞得很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烤羊肉串。安德罗波夫和我一样，都不喜欢库拉科夫爱搞的那种热闹酒宴。那是妙不可言的南国之夜，万籁俱寂，篝火熊熊燃烧，谈话推心置腹。
卫队的军官把录音机搬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对音乐有十分精敏的领悟。不过在休息时只听60年代弹唱诗人的歌曲。他特别推崇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尤里·维兹博尔。喜欢他们的歌，而且自己唱得不错，他的夫人塔季扬娜·费利波夫娜也唱得好。有一次他提出跟我比赛，看谁知道的哥萨克歌曲多。我轻率地答应了，结果是大败而回。安德罗波夫的父亲是顿河哥萨克，他本人的童年又是在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中度过的。
我们当时是否相当亲近？大概是吧。我这样说带有几分怀疑，因为后来才确信了：高层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情自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尽管安德罗波夫很矜持，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对我不错，即使在他生气地对我提意见时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安德罗波夫不曾完全袒露心迹，他的亲切信任和开诚布公并未超出那个一劳永逸地设定好的框框。他最了解国内的形势，最了解社会正面临怎样的威胁。不过据我观察，他和许多人一样都认为：只要对干部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安德罗波夫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的反应有多么激烈，他对关于经济中阻碍进步的原因、关于一次次改革为何都半途而废的讨论就有多么漠不关心。
我与柯西金的关系就有些不大一样。毫无疑问，这是个大政治家，很有意思的人。我对他的记忆力惊叹不已：他引用起与国内国际形势状况有关的一大堆数字和事实来，真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诚然，他对农业的情况不甚了了。尽管如此，他到斯塔夫罗波尔来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时，对农村的生活仍然饶有兴趣。我觉得他在尽量弄清问题之所在，弄清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
他最讨厌的是在边疆区视察时地方领导人的种种纠缠，也不喜欢搞欢迎仪式。他不愿赴宴，不愿参加餐桌上空洞无物的闲聊。把时间都用来会见人，看文件，看书，散步……
柯西金始终特别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刻板，他的禁欲主义令人想起苏斯洛夫。他休假时从来不住别墅，就住在红石疗养地的普通大楼里。这好像也证明了他的朴素，尽管有些独特，因为他本人和随员占了整整一层。柯西金也从不回避与其他休假者交往，举止无拘无束。
尽管如此，我与柯西金单独在一起时，他显得比安德罗波夫还更矜持，自我封闭，即使在最开诚布公的谈话中，他与对方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这种谨慎和矜持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上层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他曾与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共事，这两人都因 “列宁格勒案件”被处决。柯西金大概是这批著名活动家中惟一幸存下来的。他不爱讲斯大林时代的事。不过我记住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次谈话。
“总之，我对您说吧，当时活得很艰难。首先是精神上，或者说心理上。因为实际上监视无处不在，首先是对我们。我不管走到哪里，”柯西金伤心地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这是一个已进入国家最高政治领导班子和斯大林亲信圈子的人所说的话。
从最初见面开始，我们之间便开始了一场辩论，而且后来一直在进行。辩论已多次涉及上面提到的话题：经济的运行，人的活动的激励机制。
“拿我来说吧，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却既无权利、又无财政资源去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收除去极少数，全都给了中央。我甚至无法改变比方说边疆区党委和边疆区执委的编制或者结构，我不可能只要几个办事干练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开高工资，却只能用15个工资低的人，这些人是无法组成好班子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莫斯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