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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绪起伏、忐忑不安地告别了布拉迪斯拉发。
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农村居民点（名字记不起来了）。村民用面包和盐、美酒、音乐款待我们。这样一来，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我们和主人都是一吐为快。我想起来，父亲就是在这里的科希策山下受的重伤。
原来，农民在接受同“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方针有关的自由主义新事物时，怀有一定的戒心和对自己事业的担心。而一年后我再次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时，村民与我国军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对苏联的积怨问题依然存在，不过至少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
那么；苏联领导人用来为1968年8月21日行动进行辩护的论据究竟是什么呢？一是华沙条约国家受到了外来的威胁，二是内部的反革命在西方的支持下蓄意践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然而结果是劳动人民自己不愿这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否确有其事呢？1968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该国可能退出华沙条约的文章，这反映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立场，换言之，这是国内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访问中我听说，苏联领导人对由诺沃提尼取代杜布切克表示欢迎。诺沃提尼要求给以支持，苏方答复说：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新领导人以为这个答复就意味着苏共打算将当初中断的改革继续下去。此外，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十一月全会的公报，次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的公报，工业中的“柯西金改革”，无不使人产生认真改革的希望。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其倾向和进程使我国领导人吓破了胆，他们立即放弃了自己在经济方面微不足道的改革打算，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自不必说，从此就卡得更紧了。
我回来时心情很沉重，我想到我国的事情与1968年8月的直接关系。回国后我与叶夫列莫夫有过一次谈话。他听得很仔细，但反应冷淡，一本正经：
“好吧，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已经组成，但愿他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使国家走出危机。”
70年代我还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时是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有时应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邀请去休假。
休假的时间较长一些，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一个国家，了解该国人民的生活情况。第一次是 1971年对意大利的访问。
我早在中小学年代学习古罗马史时，就留下了具有浪漫色彩的印象。上大学时我钻研了两年拉丁文，读过西赛罗的演说，虽然是结结巴巴的！但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得去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去意大利之前，我曾见过意大利人，但那都是匆匆的会见。有一次我曾参加某大型机械制造厂工人与卢伊吉·隆哥①的会见。
苏共二十二大期间，我曾参加大会代表与陶里亚蒂②的短暂谈话。1961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期间我被分到意大利代表团。当时我还与代表那不勒斯学生运动的奥克托见面认识。我甚感惊讶的是意大利人不愿遵守组织准则：代表大会期间他们从未准时到会过。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为大会的成功做了不少工作。我对卡斯捷利诺说：
“帮帮忙吧，我简直拿你的同胞没有办法。他们要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可开会前得拿吊车去搬他们，否则都起不来。”
她笑着反驳我说：“米克尔，你有什么法子呢，这就叫做意大利人。你懂吗，意大利人。”
这就是全部答案。免不了也出笑话。文化委员会就创作自由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青年技术》杂志主编瓦西里·扎哈尔琴科持尖锐批评的观点。他讲道，不久前在巴黎去一位画家朋友家里作客，注意到一幅以抽象派风格创作的女人像。他问画家是否想同这位女人一起上床，画家说，那干吗，我妻子很漂亮。扎哈尔琴科试图拿这个插曲作为批判抽象主义的有力论据。我的客人则回敬道，苏联同志的发言有点纳粹的味道，当初纳粹正是这样对待抽象派艺术家的，许多抽象派艺术家都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意大利人为了给这次讨论最后定音，便说扎哈尔琴科的发言说明苏联没有创作自由，他们的代表团拒绝在委员会联合公报上签字。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列恩·卡尔平斯基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建议让意大利人与画家格拉祖诺夫见面。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与出身于伯努瓦家族的妻子尼娜居住在卢日尼基区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里。
于是，1961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格拉祖诺夫的家中。屋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放满了画，简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设法在这里居住的。如今他们住在另外一套房子里，有个大别墅和画室。但创作道路之初并不平坦，并非人人都理解他，接受他。况且官方并未对他特别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也许正因如此，始终恪守创作自由的意大利人出了几张印有他的作品复制品的明信片。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6）
会见是从展示作品开始的。一组以围困为主题的绘画与素描、为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创作的插图和俄国历史题材的画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向我们展示了洛洛布利吉达、卡尔季纳列、玛西娜①、费利尼②、古图索③的肖像。谈话在餐桌旁继续进行，我们还带了两三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备用。会见于凌晨结束，当天意大利代表团就在联合公报上签字了。总之，事件就此结束。我们告别时互赠了小纪念品。卡斯捷利诺送我一张米尔瓦歌曲的唱片。10 年后的1971年，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都灵的联欢节上聆听了米尔瓦的作品。
这次我们是与许多人一起去意大利的。凡是必需的东西统统带上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准备了笔记本，以便作笔记。在罗马我们受到意共领导人马卡卢佐、米吉尼、科苏塔的欢迎。我们下榻在一家名叫“披肩”的饭店。饭店是私营的，经常租借给代表团使用。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房间、把门关上，走近窗前，久久地观看罗马。窗外，一大片四层、五层、顶多七层的楼房鳞次栉比，它们已年代久远，墙壁破破烂烂。窗户之间搭着晾衣绳，屋顶都辟为可供休息的小广场，“可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多年之后我到意大利旧地重游，想起饭店窗外的最初印象，便问这些楼房现今情况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这部分市区已现代化了，楼房都有了完善的设备，具备了人们正常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
我们是第一次游览罗马市区，先后游览了集会场遗址、潘提翁神庙、大斗兽场、卡皮托林、共和国广场、西班牙广场、威尼斯广场。街道狭窄。商店与公共汽车近在咫尺。最美丽的街道是韦涅特街，费利尼经常在这里拍电影。车水马龙，许多小甲壳虫——敞篷菲亚特车穿梭来往。司机们停下汽车，探出半个身子彼此交谈。摩托车和小轮摩托车在汽车之间穿行。空气极其浑浊，简直得戴防毒面罩。摩肩接踵，人人都在运动中，咖啡店就设在人行道和广场上。衣衫不整，完全无拘无束，朴素自然。
我们来到斯巴达克①及其战友殉难的街道。来到拉斐尔②的墓前。棺椁上写着：“在你生前，大自然嫉妒你。你故去后，大自然害怕自己也会死亡。”（大意如此）当时的感触是：徜徉在历史的街道上，跨越着一个又一个世纪。我们在台伯河的对岸旧城区一家餐厅用晚餐，在座的还有科苏塔、马卡卢佐、费拉里以及将要经常与代表团一起工作的人。行人停下脚步，听我们谈话，间或向我们表示一下欢迎，然后离去。随便，坦率，友好……
次日游览梵蒂冈。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观赏了西斯廷教堂内米开朗琪罗③的壁画。
我们按照日程安排参观囚徒彼得教堂。这里是米开朗琪罗的第二个雕像群——《摩西》。我们站在圣梯的旁边。有一种成了某种奥秘的不礼貌的见证人的感觉。那些跪着沿陡峭楼梯拾级而上、希图得到宽恕的人们，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呢？人无完人，都有过失，我们当中也有人到了该祈求宽恕过失的时候。但我们都匆忙而轻快地走了过去。没有时间。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傍晚时我们来到城市的高处，加里波第①及其妻子阿尼塔的墓前。极目望去，罗马城的绝妙景色尽收眼底。整个城市都建在丘陵之上。沐浴着橙黄色的落日余晖。在这个背景下，一处白色建筑物似乎带有某种挑衅的意味，那是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纪念碑。行文至此，仿佛依然置身该处，仿佛又看见身披晚霞的罗马。
我们当然对名胜古迹甚感兴趣，不过也很想弄清意大利今天的生活，深入了解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以及休息时间如何安排等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同时也想同自己国家做个比较。
以下是“社会学的”观察结果。意大利最好的酒是红酒。一双鞋价值2500～9500里拉，而平均月工资为10万里拉。两居室住房当时每月需付60里拉，三居室90里拉，最便宜的住房30里拉。首都许多区均有闲置房，另一方面却有数以千计的无房户，这在我们看来真乃咄咄怪事。私有业主掌握着价格，因此房屋闲置。
然后，我们前往西西里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