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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房户，这在我们看来真乃咄咄怪事。私有业主掌握着价格，因此房屋闲置。
然后，我们前往西西里岛。此前意大利朋友从不冒险将客人往这些地方带，因为那是黑手党的天下。行程很短，只用了一个小时。巴勒莫的机场紧靠海边，周围是悬崖陡壁。最难忘的印象是从撒哈拉吹来的灼人的干热风——大名鼎鼎的西罗科风。
主人趁等行李的功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西西里岛的情况。这是个自治区，有自己的议会。人口400万。主要从事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产业。最尖锐的问题是60万人失业。该岛居民大量移民至西德、阿根廷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
我们在海滨小城契塔过了4天，住在由国际合作社工作者联合会出资兴建的疗养院里。在西西里，白天出外游览实际上是去酷暑中烘烤。因此我们晚上10点才前往巴勒莫。该城建于公元前8世纪。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巨大的反差：新洋楼与小破房，设施完善的富人独家住宅区与肮脏不堪的街道，流浪汉比比皆是。夜间旅行别有风趣之处，就是登那座人人趋之若鹜的山。上山的路是沿着陡峭的盘山路攀登。有时会觉得我们正悬停在万丈深渊上方。我想，朋友们正是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惊喜。我们已登上顶峰。城市静卧在山下的远方，万家灯火恰似繁星点点。月光下的大海波光潋滟。这是小渔村旁名闻遐迩的马蹄形海湾。我们伫立良久，深深陶醉于眼前的景色，生怕吓跑了这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
我们从另外一边下山，回到疗养院，在这里遇到一群又一群嬉皮士。他们的模样着实令我们目瞪口呆。大家久久地在街头徘徊，穷人很多，我们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孩，因为夜已经很深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7）
然后我们乘大轿车穿过整个西西里岛前往伊奥尼亚海滨的陶尔米诺。印象是无法忘怀的：太阳烘烤下的山坡，橄榄树林和扁桃树林，椰树，柠檬、桔子、橙子的种植园。走了整整一天，一路歌声。我也在西西里岛天空下唱了自己喜爱的歌曲《俄罗斯》：我漫步在莫斯科郊野，青草芬芳，沁人心脾。
大自然充满爱恋，在我耳边，轻声细语。
极目远眺，秋日的朝霞映红天际。
我熟悉的小白桦，俯身向我，浅唱低吟：
俄罗斯，俄罗斯，亲爱的自由的土地，
俄罗斯，俄罗斯，我的祖国！我们乘法国的“卡拉韦利”离开西西里岛，前往罗马。从机场乘汽车来到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但丁、比特拉克①、马基雅弗利②曾在此生活和创作。为自己故乡增光添彩的佛罗伦萨人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游览佛罗伦萨无异于过节。我们参观了乌菲西博物馆、美第奇墓地和安葬有马基雅弗利、伽利略、罗西尼③、米开朗琪罗的施礼约翰教堂。我们还去了柴可夫斯基谱写《黑桃皇后》的楼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小说《白痴》的地方。
9月10日前往都灵，会见了意共领导成员米努奇及其同事。据他们介绍，省内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菲亚特”的发展激化了矛盾。来到北方的70万工人中，有50万人来自南方。皮埃蒙特区本身就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流向了“菲亚特”。都灵市住房短缺，房租占了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我方有人说，其实我国的俄罗斯中部以及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匆忙上工业项目，导致农村破产，城市愈来愈不堪重负，人们沦为贫民。
我们参加了《团结报》节的活动。这是一次盛大的政治示威：有展览会，讨论会，群众集会，文艺演出。晚上的演出中，我们听了表示抗议的歌曲，观看了民歌演唱组合和米尔瓦的演出——就是那个米尔瓦！她演唱了布莱希特一首著名的歌曲。米尔瓦身着鲜红色的、像旗帜一样飘扬的连衣裙。
在罗马告别时，我们被授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金质纪念章，上面镌刻着意味深长的字句：“我们来自远方，并走向远方。”晚上在市郊举行宴会，有一批领导人参加。其中有贾恩·卡尔洛·帕伊耶塔，我们当时就认识了。大家在席间和饭后都畅所欲言。总之，这是意共与苏共的关系天穹上偶尔飘过几朵乌云的时候，还不是乌云滚滚，更不是暴风骤雨。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1972年，我率领苏共代表团前往比利时。比利时共产党正在走出危机，这场危机的根由是该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甩掉历史包袱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苏联的改革进程让赫鲁晓夫自己中断了，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彻底陷于停滞。我国不仅在努力摆脱赫鲁晓夫的“异端邪说”，而且在让斯大林主义借尸还魂，并使之改头换面，以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是在该党主席德留莫去世后来到比利时的，党员们要解决领导人的问题。路易·万·海特当选为主席。比利时人对苏联和苏共的情况、尤其对我们的民主前景持批判态度。我们要消除对方的疑虑，颇非易事。我们说，苏联承担着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既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条件，又影响到社会的性质。只得牺牲许多东西，不可有丝毫松懈。我们应当做到保持警惕，召之即来，纪律严明。这一切都符合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利益。总之，无非是通常的那套宣传鼓动部门竭力向我们灌输的意识形态偏见。当时，统治我们思想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包围综合症，它是我们对付任何“腐朽自由主义”的屡试不爽的论据。
这次出国我遇到许多现象，这有助于认识各个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其时比利时正围绕着语言、社会经济发展、瓦罗尼亚和佛兰德权力机关的机构与权限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当时我们就已看到忽视生态环境会带来什么恶果。比利时的河流完全成了工业与城市废弃物的排泄处，成了疾病的来源。几年之后我听说大部分河流均已恢复生机，又有鱼儿出没了。就是说，人可以阻止日益迫近的生态危机。
除布鲁塞尔之外，我们还去了列日、阿登、沙勒罗瓦、安特卫普、根特、布吕赫。有一天主人向我们建议去一趟荷兰。我们清早出发，沿途看见了有趣的情况。一连许多公里，人们都在擦洗道路两旁的房前屋后，清扫柏油通道，在花园里翻地。我想我们离这个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如果说可以达到的话。
边界到了。我掏出护照，但谁也没有来检查我们，其实根本就见不到人。有一个兑换处，可以将法郎换成荷兰盾，如此而已。我们的反应不难猜到：“万恶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连边界也没有。”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有多么失真，这是又一例证。
阿姆斯特丹有北方威尼斯之称，这里有无以伦比的建筑，纵横交错的运河，港口里停泊着悬挂有各种旗帜的数十艘船只。我们在海滨漫步，前往嬉皮士安营扎寨的著名广场——嬉皮士是西方濒临1973～1974年危机的特有信号。阿姆斯特丹至海牙的这段旅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仿佛置身于佛拉芒绘画陈列馆中：一片葱绿的平原，枝叶扶疏的林木，排列整齐的风车。
率团前往联邦德国参加击溃法西斯30周年纪念活动，对我说来十分重要。同时前往民主德国的党政代表团由库拉科夫率领。我们飞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然后乘汽车前往纽伦堡，当地在可容纳两千人的大厅里举行纪念大会。由我和曾参加攻克国会大厦的少将谢列兹尼奥夫代表苏方讲话。据说，这是战后西德土地上第一次出现身穿制服的苏联军人。这需要征得联邦德国政府的同意。举行会议的地方由警察和共产党人实行双重保卫。
至今记得与大学生的会见。大家谈到战争的教训，谈到未来。我们并未觉得男女青年和教授有何不友好之处，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希望了解关于苏联的许多情况。我们在斯图加特已经碰到了今天德国十分尖锐的问题。我指的是移民的处境（工资、住房、公民权等等）。他们沦为二等公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外国工人愈多，当地居民愈不高兴。我近几年到德国时，种族主义的表现已搅得全国不得安宁。不过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企业主、知识界、各个政党都挺身而出，捍卫民主力量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
早在那次访问中，法兰克福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已令我们叹为观止。参加游行的有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党员、联邦国防军士兵，还有工会、青年组织、老战士组织的代表，达25万人之众。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8）
我不能不回想起在曼海姆加油站的一次谈话。汽车加油时，我决定给女儿买个纪念品。加油站老板听到我说俄语，便和我们攀谈起来。
“你们都看见了，你们在庆祝胜利，我们却是哀悼日。”
我对他说，战争是法西斯分子挑起的，人们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方伤心地接着说：
“你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很好，德国人却给拆开了。这很难受。”
“可是这怨谁呢？”我问他道。“这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无可奈何。”
“斯大林说，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而德国人民，德国这个国家留了下来。可如今却把我们拆成两个部分。”
我问道：
“您是哪年生人？”
“1926年。”
“您大概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战争，参加了最后阶段，对吗？”
“对啊。”
“那好，您当时已是个有理智的人，您是亲眼看见德国战后进程的发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