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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哪年生人？”
“1926年。”
“您大概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战争，参加了最后阶段，对吗？”
“对啊。”
“那好，您当时已是个有理智的人，您是亲眼看见德国战后进程的发展情况。苏联始终主张德国统一，主张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
为了彻底恢复历史的公正，我提请他注意瓜分德国的计划，那可不是在莫斯科制定的。
“我知道，当时打算将德国分成几个国家，”他说道。
“可苏联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知道。”
总之，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我们分手时都已心平气和，希望两国的关系和世界形势都会得到好转。
在德国的会见使我能够感受到德国人对我们、对苏联的实际态度。我和我的同事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思想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976年我首次率团访问法国。这是两党市一级和区一级的互访。正值11月中旬，是天气暖和、气候宜人的秋日。
我们在图卢兹与一位牧场主相识。大家围坐在一个长形的农民餐桌旁，谈了近3个小时。主人见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与事业饶有兴趣，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则想更好地了解牧场主劳动的所有特点。我最感兴趣的则是牧场主如何与包括技术服务、再加工、销售等等在内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联为一体。
我们参观了批发市场。拥有亲自出售牲畜权利的农民，通常都情愿与再加工企业签订合同。这是较为可靠和有利的销售渠道，同时又将个人利益与利用高级工艺和得到质量较好的产品的机会结合在一起。
那次访问中，曾有幸了解放牧式畜牧业的组织情况。我很了解历史形成的经营条件的差异、气候的不同。尽管如此，主要之点在于生产过程的所有细节都贯穿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
我第二次到法国是1977年。我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随一个小旅游团去旅游。21天，乘汽车行程5000公里。这是一次绝妙的旅行，它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爱上了热爱生活的人民。精妙绝伦的巴黎，这里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荣军院，艾菲尔铁塔，蒙马特勒，圣心教堂，罗丹博物馆，潘提翁神庙，安葬着雨果①、左拉②、伏尔泰③、卢梭④、郎之万⑤……的大教堂。一切都与永恒交织在一起。
我们曾进行传统的夜游塞纳河活动，享受过一次异国风味菜肴宴席，好像是洋葱汤和田鸡腿，配有上好的法国葡萄酒。
《人道报》节有上百万人参加。这个场景很难描绘。我们久久地行进在车流之中，后来又步行来到市中心，马歇⑥、其他讲演者发表了演说。
我们正沿着巴黎—里昂公路干线前进。译员讲到法国有上帝别墅之称。有一天上帝在分土地，分完后，他说：“看来都分到了，谁也不会感到委屈。”忽然听到一阵嘤嘤的哭泣声。“ 这是谁啊？”天使们报告说：“这是法国人在抱怨说，把他给忘了。”“我们还有没有多余的呢？”“没有了，只剩下您的别墅。”“那就给他吧。”
我不知曾多少次听说圣埃克苏佩里⑦的故乡里昂，好像久已知道这个城市。我们欣赏着市中心的美景，在名闻遐迩的群马雕塑前摄影留念。早上，继续驱车前往戛纳，下榻在该市靠海边的一处小旅社，再去漫游尼斯、摩纳哥和与意大利接壤处。沿途所见，是壮丽的、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蓝岸，海湾里数以千计的帆艇，明媚的阳光和花的海洋。
最后来到马赛，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它也是个世界主义的城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除了法国人之外，这里哪国的人都有：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6万亚美尼亚人。主要街道直达旧港口，我们的旅馆“索菲捷利”就在这里。
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分布着风景如画的岛屿，其中一个岛上建有阴森的城堡，后来成为伯爵的蒙特－克里斯托曾在该处受难。乘快艇前往该岛是一大乐事，但在归途中风起浪涌，颠簸摇晃，人们惊呼：“船要沉了！”船长以法国人特有的幽默说道：“有可能，有可能。 ”我们在屠宰场集中的地区用午餐，饱尝了大名鼎鼎的马赛鱼汤。马赛还有一个名胜：密史脱风①。它可引发许多人头痛。
新的印象：在尼姆市观看斗牛，访问保留有尤利乌斯·恺撒时期法国最古老遗迹的阿尔勒市，参观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的画展，参观实验学校、一家农户、莱热和毕加索的博物馆、化妆品工厂、服装业。一次次会见，一次次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历史和今日生活，文化，两国和普通人的迫切需要。
我们告别戛纳，经过阿尔勒、阿维尼翁、博讷、第戎（途中住汽车旅行者宿营地），到9月2 5日天黑时才抵达巴黎。与大使契尔沃年科见面。谈自己的印象，就法国的情况交换意见。主题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机会如何。
次日在巴黎度过。与国民议会议员见面交谈。在市内游览。我们与好客的法兰西告别。
感受与思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9）
以上出访无论是出于什么名目，对我都颇有教益，首先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来自国外的信息少得可怜，而且还经过仔细的筛选。报刊、书籍、影片的来路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广播受到干扰。当时的旅游只扩大到东欧各国，去西方国家需经过对思想上是否可靠的严格审查。因此“铁幕”不仅是个文学上的比喻，尽管“那边”也把“铁幕”拉上了的。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与西方国家彼此都有误解，都害怕对方，相互不信任。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我无论到哪个国家，从未感到人家对苏联人怀有敌意。不错，向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但我们提的问题也不少。总之，墙也好，幕也好，都未能将人们彻底分开。主要是双方都希望进行直接对话，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我们甚感惊讶的是，对方的开诚布公、毫无拘束，他们对所有问题的自由见解，包括对本国政府、某些民族和地区的政治家的自由见解。他们在这方面的评价往往也会有分歧，可我们无论在国内（厨房里的辩论除外）还是在国外，都显示出团结统一和对所有问题看法的完全一致。讲话时免不了要左顾右盼，天知道同胞们会生出什么样的想法。
与此同时，我们所听到的许多情况又使我觉得无法接受。例如我在进行比较时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现在也坚持这个看法），即：我国的国民教育和医疗服务所遵循的原则更为公平一些。我国依靠公共交通的方针似乎也优于其他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办法。至于说到平民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那么先验的所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有所动摇。大概我从出国访问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家的生活条件更好、生活更有保障。为什么我们比其他发达国家生活得差呢？这个问题始终摆在我的面前。
显而易见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先进工艺方面的落后情况，并未使我们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者感到十分不安。领导层不是去探索克服这种落后局面的方法，不是去阻止国家和体制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他们操心的是如何编造新的、虚假的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必须要说明目前的情况，把它说成是历史性的成就。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是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 社会中。教人如何不想起果戈理笔下那个在普鲁士王朝得到充分体现的绝对精神。
我明白，我国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对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建议的态度。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现免去其苏联共产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