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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它们都是靠国家供应粮食的粮食消费大户：每年往白俄罗斯运送小麦近200万吨，波罗的海每个国家为70万～100万吨。可是它们也有收购粮食的计划。认为每个地区都应加入增加产量的行列。所有的共和国都将保证全国收购放在第一位，满足本共和国农庄和居民的需求倒在其次。许多共和国、边疆区、州的领导人便形成了相应的心理。他们设法把粮食榨出来，向上汇报，希望表现突出、遥遥领先、得到承认，以至再得一枚勋章。并且当即毫不迟疑地坐下来写申请，要求中央从国家资源中拨给粮食和饲料。
这便是我从斯塔夫罗波尔到莫斯科曾多年参与的粮食收购热潮。而且收购来的粮食也保管得并不好，使用得更糟，特别是用来制造复合饲料的那一部分。工厂、设备、仓库、运输工具、蛋白添加剂均嫌不足。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巨额投资，老是往后推，“等情况好转时再说”。管理机关和党的机关都来抓收购工作：既要多收，又要压价。
收购工作中，国家的需要与官员的野心，现实的政治与最平常的经营不善，意识形态与因多年饥馑和营养不良而造成的几乎像多神教一样将粮食奉若神明的心理，这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城乡关系，农民的命运，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保护大自然，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对这些问题了解得愈深，就愈为国内的情况忧心忡忡，愈对现行经济政策产生怀疑。
以统一的国家所有制为依托的统一计划体制，仿佛为在其相互联系中对实际过程进行核算、为合理解决国民经济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理论上说来是如此，但在实际中这个学说压制了主动精神。在一个泱泱大国中，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官员等级制度，其中每个官员（按照一切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律）都力求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到好处。
国内生产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中央手里。一切也都在中央进行分配。早在关于“拨给资金”、“提供帮助”的申请和报告像雪片一样朝我飞来之初，我就发现，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各级官员都是利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是否提供饲料、肥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完全取决于掌权者和参与解决问题的人。这里个人利益、关系、人情往往比公正或者从工作出发的考虑更有分量。
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贪污的办法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为了一己私利，真是各显神通。除了流于俗套的贿赂、进贡和送礼而外，还有更加“微妙”的手段：相互支持和各种小恩小惠、以打猎和钓鱼为幌子的聚饮吃喝。
我在这方面想出的主意也许显得有些离奇。我建议作为一项特殊措施，将所有的申请统统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中央农业部将来自共和国中央和州委的申请汇总，并收集了有关这些地区粮食和饲料实际情况的材料。将这样的汇总报告呈送勃列日涅夫本人。起草了决定初稿。由总书记最后拍板：帮助仿佛是由他直接提供的，正中他的下怀。不过这样一来至少在分配粮食资源方面有了一定之规。
同柯西金的冲突
1979年收获的粮食比上一年少得多。我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收购计划已不现实，差额得靠进口粮食来弥补。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起草了一份建议和预测，并在主要领导人结束休假后，将此件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而在正式讨论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1979年9月7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向宇航员В。А。利亚霍夫和В。В。留明颁奖的仪式，以表彰他们创造了在太空停留175天的当时最长时间的纪录。所有在莫斯科的领导成员都来出席这一盛典。我们站在叶卡捷林娜大厅门外等候，相互交谈着。勃列日涅夫像往常一样询问起收割的情况。我回答说要立即给哈萨克斯坦和中部各州增加汽车，以便运送粮食和收割甜菜。这时柯西金插了进来，他相当尖锐地责备我说：别再求爷爷告奶奶的了，应当自力更生。
“我说，”勃列日涅夫相当友善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又不了解收割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
但柯西金并未就此打住，他的火气越来越大：
“这不给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散发了农业部的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让地方主义情绪牵着鼻子走，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外汇进口粮食。不能姑息迁就，要提出严格要求，完成收购任务。”
我明白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会挑唆柯西金采取反对态度，却没有料到他会作出如此反应。因为指责相当严厉，我也控制不住了，便说要是部长会议认为我和农业部软弱无能，那就让他们自己派人去收粮食，把余粮收集工作进行到底好了。
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得设法退出这场争吵。这时一位主持人出来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他大声说道，“一切就绪，该进场了。”
我们跟在勃列日涅夫后面，鱼贯而入。
向宇航员颁奖的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沮丧。不仅因为正好是与我很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种时候我尽量表现出冷静，尽量清醒地去作出评价：我是否有不对之处？收购政策中贯穿着强硬路线，不过也有一道我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把粮食统统收光，一粒不剩，党在这方面的经验绰绰有余。然而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光彩的行为，也是反国家的行为。不应当采取压制的方式，应当寻求明智的办法。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5）
过了一刻钟，勃列日涅夫来了电话。
“还在难受吗？”他问道，显然是想鼓励和安慰我一下。
“是啊，”我回答道。“可是问题不在这儿。说我采取非国家的立场，我接受不了。”
“你做得对，别往心里去。确确实实应当让政府多管一管农业。”谈话到此结束。
两小时后，又来了个电话。是柯西金打的专线电话。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要么您在这最后阶段真的把工作接过去吧。我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运动，今年的形势又这么严峻。”
柯西金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您的报告我又看了一遍。您向政治局提出建议吧。”
他讲这话时也没有一点怒气，没有申斥，不过并没有道歉。算了吧……
顺便说说，柯西金曾经批驳的那次收购任务同样没有完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与柯西金的争吵给我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看来某些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理解太简单化了，认为是我对柯西金本人很厉害。深秋的一天，苏斯洛夫找我谈话时，我想到了这一点。他说：
“刚才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很快要开中央全会。打算加强您的地位。有人提出让您当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不赞成，我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推荐您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好一些。同您共事的都是干了5年、10年、15年的中央书记。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周围搞得那么紧张呢？”
他说得对。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无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入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