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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巴伊巴科夫的关系很不错。尽管按思维方式他属于高级技术官僚，不过他倒能觉察到任何问题的人情方面。这样就有可能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啦，是他最先提醒我说，国家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都是可以解决的，要不是有那些禁止接触的“保护区”的话。
这样的保护区首先当推国防综合体。这才是确实可以紧缩、削减、挖潜的地方，因为军费开支增长的速度已大大超过国民收入总的增长速度。不过从来没有人试图怀着使资金和资源实现最佳再分配的目的，对国家预算进行理智的分析。
“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吗？”有一次会后我俩单独留下来时，巴伊巴科夫单刀直入地问我。不难猜到，他讲的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行，我不能提，”我回答道。
“你明白吗，我也不会提，”巴伊巴科夫惋惜地说。我俩都很清楚，谁只要稍一提到此事，那么第二天就会不知去向。这是总书记的“禁区”。
最后，我与巴伊巴科夫渐渐达到了相互理解，我明白，需要某种对策，否则一切都不能落实。萌生了将一部分农业投资用来发展农机制造业的想法。仿佛是更换一下先后顺序。
苏共二十六大定于1981年2月召开。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总结报告起草工作提前进行，我想在报告中加上必须制定全国综合性粮食纲要、以保证向居民稳定供应食品的内容。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作这样的宣布，那么各级官员久拖不办和从中作梗就会困难得多。
我与Н。Н。伊诺泽姆采夫小组取得联系，当时他们正在距原斯大林别墅不远的沃伦斯科耶2 号起草报告。这组舒适的建筑物经常用来起草各种文件，当然首先满足总书记的需要。
由勃列日涅夫助手楚卡诺夫照料的这个写作组中，有阿尔巴托夫和鲍文。原来，农业问题也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就中我也实现了自己关于在报告中讲一讲制定全国综合粮食纲要的意图。我写的是好几页，阿尔巴托夫归纳成一页，加到了报告初稿之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9）
可是当我收到已经拼装好的勃列日涅夫报告稿时，却大吃一惊。经过作者们没完没了的斟酌推敲、反复商量，报告已经变得平铺直叙，干瘪乏味，含混不清。作者所花费的智力和天赋与贫乏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巨大反差，只能令人目瞪口呆。
我对报告稿提了几条意见，农业部分则全部重写。我们在与伊诺泽姆采夫小组讨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全都得到恢复和利用。我亲自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必须这样行文的理由，说明了对稿子进行加工的动机，请他给予支持。农业部分的改定稿通过了。
于是，1981年2～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承认必须制定专门的粮食纲要。当时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与工业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当然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作为一个有相当经验的人，我很清楚主要的困难还在后头。这里没有必要当预言家。尽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许多高官仍然不相信仅凭这个指示就能产生像样的、范围广泛的纲要。他们的依据是：不知有多少次有关我国经济的重要决定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
农工综合体被人为地拆成三个教区：田野里和牧场里的农业生产本身，向农村提供物质技术资源的工业生产以及将“大自然的恩赐”加工成食品的加工工业。在市场经济中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伙伴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市场本身的作用下便形成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税收、贷款等等。而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三个教区”都属于各个不同的部委，由党中央各个不同的部、政府、国家计委来监管，彼此之间没有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管理就成了极大的困难。每个“监护人”都把持着自己的地盘，争取给自己那个部门投资。结果是严重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浪费资金，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当中！
当我第一次不是在边疆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接手这些事情，看到混乱、纰漏和不平衡的真正规模时，说实在的，我曾一时感到惊惶失措。分配资源的原则是：看谁能捞到多少，谁打通关节的能力强，谁的关系多。结果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再加上部门内部的不平衡，全都让农村来承受。体制居然还没有瓦解，只能让人感到奇怪。
“我能够有所改变吗？”我想道。但是退却为时已晚。在学者和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与农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产生了将其联合成为统一的农工综合体的想法。我们并不主张农工综合体包罗万象。只限于完全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其中有的产品占了几个百分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除农机制造和加工之外，将农机公司、农用化学服务公司、采购部、水利部和水运部也包括在内。结果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综合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集中了全国38％的主要生产基金。根据粗略计算，它可以提供将近40％的国民收入。
农工综合体应当由全苏农工委员会来领导，但关键作用应当属于各州、区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应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机企业、牛奶厂、肉类禽类联合加工厂、复合饲料厂等集中到“一个屋檐”下。拟议中的这些地区联合体应当拥有足够的权利，以免事无巨细均需征求莫斯科的同意。
自然，为解决和协商与建立农工综合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花掉了许多时间。为了使这一改组更加保险、通过进一步的专家鉴定和最后审定，我再次（这已经是第二轮）同学者、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举行了一系列会见。
这些会见形成了“支持的主力”。农工综合体的想法即将成为现实，这个苗头刚刚出现，那些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便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接见。纲要的主要观点得到积极的响应。对农民家庭副业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不再把它看成是极其有害的、对抗性的“私人经济成分” ，而是看成我们农工综合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生产起着补充作用。
各州、边疆区、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的支持尤其显得宝贵。他们先前到我这里来，多半是为了再搞到一笔购买饲料、肉类的基金。如今则是坦率地摆出自己的想法，谈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关心使人产生了希望，因为政治局决定将粮食纲要问题提交预定在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我很明白，对党的领导人来说，第一书记的声音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党内的局面变得复杂化了。
宫廷把戏
1982年1月25日，苏斯洛夫去世。苏斯洛夫去世加剧了政治领导人内部潜在的斗争。应当承认，苏斯洛夫从未觊觎过总书记的职位，他对勃列日涅夫绝对忠诚，同时又能够对他表示异议。在领导班子中他起着某种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种力量和各种性格之间的对抗。
如今他不在了。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接替？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那个按照惯例逐渐成为“第一”的“第二”书记，此人在总书记生前就要逐步掌握权力的杠杆，承担起领导责任。显然，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方可成为这一职位的候选者。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处于无论对人还是对主张都不能很好理解的状态。这种状态多半取决于契尔年科，他从早到晚，时刻不离勃列日涅夫的左右，只有总书记午睡的时间除外。每个星期四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去扎维多沃（一处由军人照管的狩猎场），契尔年科也跟着去。如果政治局的事情需要了结或者处理，契尔年科就在星期五耽搁一天，但星期六星期天一定要在扎维多沃度过。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0）
我认为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形象、树立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比谁做的事情都多。契尔年科周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对传媒、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进行引导。
这样就开始出现诸如“公认的领袖”、“大理论家”、“无可辩驳的威信”、“争取和平进步的杰出斗士”之类的陈词滥调。如果考虑到勃列日涅夫近年来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只能上几个小时的班，那么要造成他正从事积极活动的假象就颇非易事。精心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次出行，替他写文章、写回忆录，出版文集。这些都正中勃列日涅夫的下怀。
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好像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后，显然是指望登上“第二号人物 ”的职位。他那个“班子”的成员更是把自己那过分的野心与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纯机关工作人员。契尔年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配置时，也不能不考虑到某些政治局委员，首先是最大的共和国组织负责人，如库纳耶夫或者谢尔比茨基之流。一位曾帮助过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这个小插曲。有一次谢尔比茨基来见勃列日涅夫。讲了半天乌克兰的成绩，临告别时，对所听到的内容十分满意的勃列日涅夫大动感情，他指着自己的圈椅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子。”
那是1978年，谢尔比茨基正好60岁。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一时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