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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粮食与国防”！
看来，总书记在某个时刻应当深入思考和权衡一下，加强国防潜力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为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快了50～10 0％，甚至更多。它吞噬了以艰苦劳动和无情使用生产设备为代价换来的一切，这些生产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新，机械制造和采掘部门尤其如此。这个领域内的落后意味着什么，就连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根本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所有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数字甚至对政治局委员也严加保密。谁只要稍微提到哪个国防企业的生产情况欠佳，乌斯季诺夫就会凶神恶煞地对“不成熟的批评者”大动干戈，政治局里谁也不敢跟他较劲。
危机已近在眼前。惟一的出路是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和与美国对话。这个情况并未出现。简而言之，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将新的情况考虑在内的战略，一切都在旧政策的轨道上运行，而旧的政策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我们就像救火车一样，哪儿冒烟往哪儿开。而许多地区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在微微发出烟味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2）
这届领导人不会做出改革的选择。千万不要触动体制，这是权力机构密切注意的主要之点。正因如此，大家都去抓当时很时髦的“专项纲要”。这些纲要成了独特的救生圈，可以帮助挽救某个具体的问题。
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力度，社会失去了社会动力，政治走进了死胡同。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的同事都并不认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体制的危机。然而社会中对危机迫近的感觉、对危机的预感却与日俱增。
意识形态机器开足马力，但是它在面对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击退反对派的进攻方面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那几年剧院上演了М。Ф。沙特罗夫的《我们将这样获胜》、А。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В。С。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其中提出了我国生活的重大问题。社会上各种非法出版物不胫而走，数不胜数，非正式的画展频频举行，其主要基调是对现存体制提出抗议。
勃列日涅夫恰在此时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作例行的预防治疗。他的病房里除了医护人员的隔间而外，还有个接见探视者的房间。这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说话，喝喝啤酒。我们一行人就来到这里，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
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仿佛情绪高昂，似乎要想向我们表示他一切正常。他也确实没有重病在身的样子。甚至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病人：时髦的西裤，拉锁式运动衫。只有了解他、记得他动作灵活的人，才一眼就看出他举止有些迟缓。
我们彼此寒暄问候，围桌而坐，讲了讲一般的话题：身体和日常的事务。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咱们的全会怎么样了？”
大家都转身对我。
“正在准备，到了最后阶段。起草了与纲要有关的一揽子决定。至于说到规定的指标，那都是现实的。剩下的工作是就拨款来源协调一下各方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当即作出反应：
“全会要开。只是有个问题：你们一直给我做工作，确定由我来作报告，可你们自己连拨款问题都没说好。怎么，让我两手空空上讲台吗？”
“哪能呢，哪能呢，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噌地站了起来。
“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说好的。”吉洪诺夫也随声附和，不过这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
这次会见不知怎的令我突然想起1978年，矿水城车站的站台。也是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只不过这次加了个吉洪诺夫。同样是一种即将发生变动前的惶惶不安的气氛。
安德罗波夫沉着冷静，一言不发，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已经知道，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他将当选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知道此事，因此会见过程中一直慌乱地不时往安德罗波夫那边看看。契尔年科还不知道谁将成为中央书记，但是猜到了不是他，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未对他作过任何暗示。契尔年科十分难受，焦急不安……
谈话继续进行。为了减轻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话的负担，我们商定事先将粮食纲要和一揽子政府决定都发给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总书记只需作个简短的报告，介绍一下这些文件。说到这里，大家就分手了。
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出来，我与契尔年科同车前往老广场。
“谢谢您的支持，”我对他说。
契尔年科正在想自己的心事，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好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起来，谁的眼色也别看。”
我知道契尔年科对吉洪诺夫没有好感，这里是在影射他。
“既然总书记立场明确，”我说，“未必还有谁会出来阻拦。不过您也得有个思想准备：我想现在您那儿的电话也会多起来的。”
与吉洪诺夫进行关键性谈话的时刻到了。这不是什么乐事儿，可是没有他的参加，我的计划仍然会面临威胁。
会见即将举行。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持续了4个小时。我挑选了关于所有问题的详尽资料，论据看来是“攻不破”的，然而一讲到160亿，吉洪诺夫就不听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是管经济的，又很了解实际生活。您很清楚，没有这笔钱，整个纲要就成了一纸空文。”
“不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固执己见，“我没有这笔钱。”
这时我谈起了无偿贷款的话题。
“看资料吧：五年来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每年要借170亿贷款，从不归还，”我把材料放到吉洪诺夫面前。
“现在提这个有什么用？”
“无息贷款也是拨款，只不过是最不好的方式。农庄不用去挣，去借来就是，而且不还。这样农村里就形成一种损公肥私的心理，这点您自己也曾经说过。只要这样继续下去，农村的情况就根本无法好转。”
茶点端上来了。吉洪诺夫仍然不动声色，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很难猜想。谈话又继续下去。我的经济方面的论据都一一驳了回来，渐渐地理屈词穷了。吉洪诺夫岿然不动，最要命的是他一言不发。让你没法跟他争论。于是我提到那天一起去看总书记的事，不再劝说，换成一种较为强硬的方式：
“这是给政治局的报告，是我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之后写的。我希望我们俩一起签名：你是政府主席，我是负责这件事的人。我们一起向政治局提交报告。”
吉洪诺夫一言不发。
“您要是不签字，那我就一个人签，自己送到政治局。让政治局决定。我当着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说过拨款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契尔年科和您向总书记保证说一切都可以商定。”
吉洪诺夫一声不响地听着，好像在考虑问题。又上了茶点，谈话再次中断。
“我相信，”我施加压力，“政治局肯定支持我的想法。根据我所召开的会议看，这个意见已经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我们一起来签吧。我不想我俩就这样分手。”
他终于开口了：
“把文件给我。”
他接过报告、资料、计算表，默默地翻阅着，看来，他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些全都拿去，再看一遍，不过我们现在就把文件里关于成立国家工农委员会的条文删掉吧。地区可以有，中央不行。这算什么，我们要搞个第二政府吗？”
“真想不到，”我想道，“坐上四个钟头，主要问题一言不发，原来是心灵受着折磨。我却一个劲儿地从经济上分析，寻找科学的论据、理由……”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3）
此前不久，卡尔洛夫曾对我说，不知是谁在部长会议机关中散布了一种说法，似乎戈尔巴乔夫成立农工委员会是“为己所用”，要把全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而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野心勃勃，意在夺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
当时我对这种传闻未加理睬，认为这不过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通的造谣中伤罢了。谁知道却有人因此坐卧不安。而且好像是作为对策，匆匆地开始成立部长会议农业委员会。
“我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并当即将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关于委员会的字样勾掉。
吉洪诺夫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明显地高兴起来。搞了这么一个交易，照如今的说法是“ 易货贸易”。
人人都目瞪口呆：“戈尔巴乔夫制服了吉洪诺夫。”谁也不相信他会让步。我的“好心人” 原来都坚信“戈尔巴乔夫拿吉洪诺夫没有办法”。不过我对于这些闲话已经不屑一顾。对我说来，漫长而累人的马拉松终于结束了。
1982年5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至1990年之前的粮食纲要及其实施办法的报告》。纲要本身以及关于向农工综合体拨款的某些问题的“一揽子”六项决定均得到通过。现在要让农民、管理机构和全社会都领会这些决定。《共产党人》（1982年第 10期）刊登了我的题为《粮食纲要及其实施任务》的文章，秋天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在哈尔科夫召开的有全国农业专家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