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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在哈尔科夫召开的有全国农业专家参加的全苏会议上，我提出了坚决放弃粗放经营方式的问题。由于一味追求牲畜头数的增加，养了一大批繁殖率低的牲畜：必须喂养，收益却很小。育种工作、采用科学的日饲料以及其他集约式工艺的方法，可以保证在牲畜头数较少的情况下增加肉和奶的产量。
这似乎跟大逆不道扯不上。可是有人向谢尔比茨基作了汇报，他竟怒从中来：
“这又是什么糊涂看法？总书记要求保持和增加牲畜头数，这里却发出截然相反的号召。这会对大家起误导作用……”
许多党和经济领导人都有类似想法。他们衡量农业成绩的标准极其简单：播种面积的大小，牲畜的头数。这些指标都在他们的严格监督和密切注视之下。因此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粮食纲要实施起来会有多么困难。
读者，尤其是俄罗斯的读者，可能会说：“这个纲要带来了什么呢？粮食情况原来什么样，后来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了。作者为什么要把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斗争的曲折离奇写得那么详细？扪心自问，说这是又一次空想，是很快就忘掉的又一次许愿，岂不更好？”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我想描绘在苏共中央书记承担起责任的那种条件下做出决定的过程。第二，制定如此规模的纲要，是迫使体制在粮食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运作的又一次绝望的尝试。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的平均年产量比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2660万吨，肉类提高了250万吨，奶类提高了1000多万吨；亏损的农庄、农场从2 5000个降至4000个，占了不到10％。第三，实施纲要的工作表明，粮食市场的稳定不仅是农业的问题，而且是国内整个财政形势的结果，首先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我想起我在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期间（1968～1969年）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拿肉、奶怎么办：人们“拒绝”购买。而当时的人均消费只有42公斤肉，奶则比1990年的水平几乎少了100公斤。
干吗提过去的事情，如今，1993年，食品应有尽有，或者几乎应有尽有，可仅仅1992年的食品消费就比上一年减少了28％。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呢？什么戏法也不是：收入让通货膨胀吃掉了，人们买不起所想买的东西。当局却一口咬定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都根据摆在货架上的东西、而不是食品的实际消费来确定。
当然，又会对作者提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他一切都这么明白，那他为什么不利用总书记和总统的地位在改革头几年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问得很有道理，我将在下一章里尽量对此做出答复。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迥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4）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 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很可能是觊觎 “王位”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知道。因此他要求介入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干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