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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 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守陈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感冒的— —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①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做做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这时吉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9）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①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来，起草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夫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