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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积愫。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 。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做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弘，天赋极高，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做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0）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任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①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入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这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惟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人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①当时正卧病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
“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②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③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ГM科尔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体做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①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 ②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 ”，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别出现分裂”。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1）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