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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为报告提供的材料使我大失所望：全是“济米亚宁式的倒嚼”，墨守成规的陈旧思想，一大套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言之无物的空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简直有意败坏我的名声。不过这只能使我更加鼓足干劲。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包括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他当时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比克宁和博尔金。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突破六月全会的局限，那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差劲。在会议筹备期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使我们颇感兴趣，诸如所有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大家干得不错，材料内容丰富而严谨。
然而并非人人都喜欢。济米亚宁心怀不满，故意闹别扭。我给他看了报告稿，他并未向我提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要求再突出一下关于现阶段党的领导作用这一论题，而回过头去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他却干脆说报告不行。
与会者齐集莫斯科，万事俱备。可突然之间，就在名副其实的开幕前夕——前一天下午4点，契尔年科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认为现在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并不合适，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应当进行准备，征求意见。我一听他说话的语气便已经明白，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很可能在场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让这位优柔寡断的上司坚持强硬态度。
如此突如其来的转折简直令人怒不可遏，于是我用相当尖锐的言词表示了抗议。据当时也在契尔年科办公室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告诉我，我几乎是将总书记斥责了一顿。也许，我表现得缺乏自制力，却把围着总书记团团转的那帮坏家伙搞得慌张失态。我提醒契尔年科，提出召开那个会议主张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只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现在代表们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不知道谁能解释清楚取消会议的原因。这一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意味着当众出丑。最后我问他：
“是谁把您搅糊涂了？”
“嗯，那好吧，”他说，“开你的会，不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3）
谈话到此结束……会议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它以方式方法的新颖、讨论中的创造精神，与以往多年惯用的思想灌输形成了鲜明对比。大会报告的标题《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本身就足以引人深思。
与会者坚决要求将报告公开发表。我说会发表的。然而，唉，只有《真理报》发表了一个简述。有人为了抵消“戈尔巴乔夫效应”和整个大会的影响，当即炮制并火速在12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刊发了契尔年科的文章，将其吹嘘为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最新论述。
也是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效应”首次在外交舞台上亮相。
1984年6月12日，我参加苏联官方代表团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①逝世的噩耗传到了莫斯科。他是在一次意大利司空见惯的群众集会上猝然去世的。
决定派遣一个苏共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于是时任国际部领导人的波诺马廖夫声称他准备前往。但他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关系历来十分糟糕，他去只会当众丢脸。A。亚历山德罗夫和B。 扎格拉金直接上书政治局谈到此事。经过与意大利同志协商后，决定派遣我去参加葬礼。
我同贝林格并无私交，但我对他在我们几次党代会上的讲话记忆犹新。他说话的声音温和、舒缓，完全没有意大利人特有的感情奔放，但所讲的内容常常切中要害。
我国听众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讲话，因为大家似乎都听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知道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复杂关系以及两党之间不时爆发并公诸报端的相互“回敬”。不过关于如何对贝林格讲话作出反应问题，对于我们与会的人并不算什么特别的难事：代表们瞧着主席团如何反应，跟着学他们的样子就是了。
在6月13日与扎格拉金、顿涅茨州委书记B。П米罗诺夫同机飞往罗马的时候，我仔细回忆起了这一切。我们的出行是那般仓促，政治局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专门指示，只是说希望探讨一下我们两党关系大致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真是一次举国哀悼，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达数十万之众。我们同帕叶塔①一起肃立在意共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列队而过的人群中传来了向苏共代表团致意的喊声。这时有人问我：
“您目睹意大利人为贝林格送葬的情景，都有何感想？”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至少是在当时。
整个意大利，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向贝林格最后诀别。总统佩尔蒂尼代表全民族在这位反对党领袖灵柩前鞠躬致敬。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另一种政治素养的表现。
此前我早就读过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纲领性文件，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问世的著名的《陶里亚蒂笔记》。也认真研究过葛兰西②的《狱中纪事》。但在贝林格葬礼期间所获得的教益仍然促使我深深思考。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国大使馆官邸同意共领导成员举行会晤，莅临出席的有布法利尼、克亚罗蒙特、科苏塔、米努奇、帕叶塔、佩吉奥利、鲁比、切尔韦蒂。
谈话是开诚布公的，但似乎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终于我忍不住说道：
“那好吧。你们已经一百万次讲过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指令和任何中心。而我们也两百万次重申了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确实不存在任何中心。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
意大利朋友们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也许，让咱们从今往后多多会面，”我接着说道，“一道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格局，一道思考，交流思想。”
会谈持续了整个通宵，直至凌晨，分手时出现了某些互相理解的迹象。
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接见了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他的民主作风、对我国人民真诚的友好态度和对苏联战胜法西斯的功绩所表现的敬意。佩尔蒂尼本人就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喜欢他的轻松自如和言谈直爽。总统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内容相当丰富的会谈，我们告别时的友好拥抱也是真诚的。
当天我们就启程飞返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帕叶塔和鲁比。看得出来，在过去的一天里意共中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此刻坐在茶几旁，伴随着巨大的玻璃窗外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俗话所说的那般相互“击掌”——应当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同志式的关系，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以这种口气起草的我关于此次出访的汇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一年以我的英国之行告终，访问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进行的。12月15 日我率领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团员有韦利霍夫、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在我们之前的15 年里，还不曾有这样的代表团出访过英国，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演变得相当复杂，很需要类似的访问。
在我国，对待来访的议会团体的态度正如对待股票一样，完全是礼节性的，徒具形式的。我们这次访英，看来外交部的官员们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也发生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将自己最近数年间对于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所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在英国议员们面前和盘托出。
讲话全文在国内国外都已公开发表，我现在只想提提其中涉及的话题：核时代需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战争的危险目前已成为现实；“冷战”是带有战争威胁的不正常的关系状况；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无论对谁而言，都绝不可能靠损害他人的安全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我国随时准备通过谈判来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西方对手走到哪一步，我们就奉陪到哪一步。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4）
这些声明在全世界报刊上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下面这句话尤其被频频引用：“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分隔开来，地球我们却只有一个。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家园，而不是战区。 ”
我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也得到详细的报道。会晤是代表团访英的第二天在切克斯举行的，首相偕同自己的丈夫丹尼斯和几位部长在那里迎候我们。在入口处，众记者迎上前来纷纷拍照，我们两对夫妇的四人合影（撒切尔夫人彬彬有礼地伸手示意我们站哪里，如何排序）正是在这里拍摄的。可笑的是，后来许多人对这张照片却作了匪夷所思的解释：似乎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观赏我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着装。
会见从午餐开始。撒切尔夫人和我坐在餐桌的同一边，丹尼斯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落座另一边。一切都显得令人肃然起敬和彬彬有礼。可是谈话即使在用餐时也都颇为尖锐。
撒切尔夫人为人信心十足，甚至可说是过于自信，在温婉迷人、娴淑端庄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位刚强务实的政治家。无怪乎英国人自己都称之为“铁女人”。
但随后又重开了话题，于是我说道：
“我了解您是一位有着坚强信念、恪守既定原则和价值标准的人，这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您应当考虑到，坐在您身边的也是一个同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奉政治局之命前来游说您加入共产党。”
听罢此言，她开怀大笑起来，结果谈话不知不觉中便由貌似谦恭有礼、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