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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罢此言，她开怀大笑起来，结果谈话不知不觉中便由貌似谦恭有礼、实则不无讽刺转化为开诚布公、兴致勃勃了。
用罢午餐，继之以正式会谈。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也前来参加，谈的是裁军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手中不离事先准备好的笔记，但随即我便将其搁置一旁，撒切尔夫人也把她的稿子塞进了手提包。我在这位英国首相面前摊开一幅大地图，图上以千作等份标出了世界全部核武器贮存量。我说这些小方格中的任何一格，都足以灭绝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也就是说，用现有的核储备可以将全部有生物毁灭1000次！
她的反应十分富于表情，情绪激动，而且我觉得确乎是真诚的。无论如何，从这次会谈起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了我们两国之间的高层政治对话。
根据记录，在正式会谈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并未出席。她被安排听任三四位英国部长的“ 摆布”。而让这些部长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同他们纵论开了英国的文学和哲学。对这两方面她一向就深感兴趣。趁与撒切尔的会谈还在进行之机，他们一直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向来对“克里姆林宫夫人”明显抱有成见的英国报刊，却相当详尽和赞许地向读者报道了这段插曲。
12月18日我在议会的演讲很成功。的确，即便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也有人企图以敌对的态度同我对话。但我当即加以阻止，说：
“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交谈，那么，我就搬来我所带的资料和文件，动手算个总账，看看英国方面都做了什么反对苏联、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事情。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
经我这么一讲，对话终于进入了建设性的完全友好的轨道。
随后又同许多部长、各党派领导人、实业界代表多次会晤。我们还访问了奥斯汀－罗弗汽车制造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杰洛茨·希尔综合研究所、工商协会、不列颠博物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代表团部分成员去拜谒了马克思墓，而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却未能前往。后来有人就此事做了多少凭空的臆测啊！其情形与改革年代我国“自由派报刊”炮制的关于“金卡”的“新闻” 如出一辙：据说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国外拥有信用卡！实在不屑于去读这类东西，也替那些杜撰这整套无稽之谈的“知识分子”感到羞耻。而当我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读到这则流言蜚语的时候，就更觉无耻之尤。看来，还是一句谚语说得对：“谁哪儿痛，谁就说哪儿”。
1984年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要求有所不同：尽量对议会代表团访英之行的结果保持缄默。
1962年以来一直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曾向我介绍过，美国公众和政界对我访问伦敦的反响十分强烈。他为此给外交部连发两次电报，详细评述了美国各大报刊对此事发表的言论。平时这类情报都分送给全体领导成员，但这次却没有这样做。而当多勃雷宁本人回到莫斯科时，葛罗米柯给了他一顿严厉申斥：
“你是个经验那么丰富的政治家，老练的外交人员，一个成熟的人……竟然连发两封电报大谈什么议会代表团的访问！这究竟能有多大意义？”
在伦敦时我获悉一个不幸的消息：乌斯季诺夫逝世。我中断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沉重的损失，在那个混乱时期这种感觉尤其明显。此时正当1984年底，而整个这一年没有别的，只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垂死挣扎而已。
总而言之，迫切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积极主动的政策，可是国家领导层却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况。契尔年科无论就个人才具抑或健康状况而言，都与总书记一角极不相称。连政治局的日常会议都大成问题。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会期已定，但契尔年科无力出席，直至开会前15 ～30分钟才来电话委托我代为主持。
政治局委员们对此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出奇地平静，亦即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另一些人或则困惑不解，或则拙劣地掩饰内心的窃喜。吉洪诺夫就曾不止一次毫无分寸地打探：
“是他让您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吗？”
我总是回答：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非您以为我可以擅自跑来就这么召开会议？你把我看歪了。 ”
这个问题到年底已发展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因为契尔年科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政治局是至关紧要的政治领导机构，理应正常运转，可是却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委任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好，吉洪诺夫也好，或者另外什么人也好）固定主持会议。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5）
我确确实实知道，有些同志在同契尔年科谈话时曾就此向他提出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总书记贴身圈子里的人却要他保留目前的做法。因此每次我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不过此事倒并非关乎我个人，而是影响了党中央机关政治局的工作。在这种环境里，各色阴谋家感到如鱼得水，而对事业、对工作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心遵循几条准则。第一：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有问题坚决指出，对那帮“仆从”寸步不让，哪怕他们所捞到的官衔很高。第二：对总书记要忠诚，重要问题上要和他保持一致。第三：在政治局执行团结的方针，不允许瓦解中央的权力。还有，第四：重大事件要让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州委、边疆区委及时了解。他们应当看清局势的严重性，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工作。
我认为这一方针大体上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具体工作方面，我力求与同事们紧密配合，掌握日常工作进程，作出业务方面的以及不仅仅是业务性质的决定。接下来，尽管很不容易，又进行了干部的更替工作，主持召开了两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春天的一次，讨论中学改革问题，10月的一次讨论土壤改良的长期规划，由吉洪诺夫作报告。
冬天一到又出现了空前严峻的问题。各地求援的电报雪片般纷纷飞向中央。乌拉尔峡谷暴雪封山，交通中断。何止数十数百列火车被抛弃在那里，车上满载的是货物，是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各种物资。国民经济面临瘫痪的威胁。
政府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当时各种具体的问题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解决。叶戈尔·利加乔夫也参与其事，他是我指派的，正好符合他的意愿，与他的工作作风也较适合。利加乔夫对各共和国、各地区解决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他便想证明怎样才能完成这类任务。而且在总书记处于如此状态的情况下，必须表明党中央仍在正常活动。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一道完成了这一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了。每个人都力求援引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证明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据。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却几乎完全相反，但两个人引用的都是总书记的话。领导层和机关中开始分化。有些人试图使我的工作复杂化，想把人搅糊涂。另一些人（而且越来越多）则公开表态支持我。
我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步骤，例如对于历经曲折召开讨论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会上应由我作报告）的计划，便是如此。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工作很快就开展了起来。
我看到了两份不同的报告稿——伊诺泽姆采夫的和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的，其中列举了一大堆从档案中抄来的对长达10年的有关情况的详尽分析。当时是继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作用的著名讲话之后，又一次在党内准备召开中央全会。我一想：我的天，损失了多少时间呀，而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确保了日后许多年里强劲有力的发展。
然而距全会会期越近，我越强烈地感觉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葛罗米柯等人拖延其召开的企图——他们都认为这会增强我的地位。总之，他们反对这次全会，而且并不隐讳。怎么办呢？我决定同契尔年科谈谈，亲自向他提出不宜召开全会的建议。于是我带了利加乔夫一道去医院看他。
“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忙于草拟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再召开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了吧？”
这位总书记的意见我很清楚，所以获得同意并不困难。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我一开始便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同叶戈尔·库兹米奇①去看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了，他的身体很不好。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
说罢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可能许多人都在琢磨：这么说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到契尔年科那儿去啦！他们两人单独去见他，这本身已经有名堂，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呢？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凝神谛听下文。
“告诉大家，我同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商量过了，我们一致同意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
大家异口同声地，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这一建议。于是，召开讨论一个最为迫切问题的全会的设想，第二次被葬送了。后来总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救：1985年6月，我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专门讨论加速科技进步的各种问题，我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报告。这都是后话了。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