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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止一次地读到所谓在向新社会过渡中暴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必不可免的“高深理论”观点。革命中确实往往无法避免流血，这是事实。然而如果把暴力当成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手段，号召诉诸暴力，为了达到所谓“高尚”目的而对暴力推波助澜，亦即再次“砍光”家庭、村庄、民族，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家族
我觉得，我家的家史完全可以证明以上观点之正确性，家庭的微观世界，它的探索、考验和损失完完全全反映了人间戏剧、“大历史”的宏观世界。总之，远房和血统相近的祖先的生活变故都促使我进行思考。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这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4）
1937～1938年大清洗
外公被捕，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惊。他是夜里带走的。外婆瓦西里萨迁到普里沃利诺耶来，与我父母亲住在一起。
记得外公被捕之后，邻居们象躲避鼠疫一样开始躲着我们家，只是到了夜里，才有个把亲人过来。甚至邻居的小孩也避免和我打交道。现在我明白了，不能责怪人家：谁只要与“人民敌人”的家属保持联系或者一般地打打交道，也得被捕。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许多年过去了，然而即使在我当上市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并且有机会拿到侦查档案的时候，也无法跨越某种心理障碍去调阅。直到八月政变之后才请瓦季姆·巴卡京出面帮忙。
一切都是从我们区的执委会主席被捕开始的：指控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领导人。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拷打，一定要让他说出组织的成员，他经不起拷打，说出了58个人的名字，也就是整个区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也有我的外公，他当时任区土地局局长。
请看对他的审问记录： “ ‘ 你是作为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被捕的。你是否承认在对你提起的诉讼方面有罪？’
‘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你没有讲实话。侦查人员掌握了你是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的确凿证据。你要就这个问题如实招供。’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你在撒谎。此案的许多被告都揭发你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侦查人员坚持让你如实招供。’
‘我决不承认。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反革命组织。’” 下面是外公的签名，还保留了起诉意见书，给外公加的罪名是： “①破坏谷类作物的收割工作，结果为谷粒掉落创造了条件。为了毁掉牲畜头数，通过开垦割草地人为地缩减饲料基地，结果使集体农庄的牲畜瘦成皮包骨头；
②阻止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迫害……
综上所述，被控告从事以下反苏维埃活动：身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已清算的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相勾结，按照该组织的布置，在红十月集体农庄进行旨在破坏集体农庄经济实力的破坏工作……” 巴卡京还给我送来了第二份卷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卷宗，他是1937年在阿尔泰被捕的。
斯塔夫罗波尔与阿尔泰相距数千公里，然而问题和起诉的写法却如出一辙： “ ‘侦查人员掌握了充足的揭发材料，说明你在集体农庄内进行了反革命宣传鼓动，旨在反对一切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在集体农庄内没有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
‘你在开除出集体农庄后，在集体农庄内、在生产中一贯对劳动者、农庄庄员和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一是让他们反对集体化，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企图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反对过集体化，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鼓动。 ’” 这是1937年8月3日对彼·斯·帕拉达的审问记录。与对我外公的审问记录何其相似！只是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检察长在农民帕拉达的起诉意见书上写了表示同意的字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便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处决了。关于他平反的通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家迟至1988年1月方才收到。
幸而我外公戈普卡洛的案件结果不同。侦查工作持续了14个月。1938年9月结束并将案卷送到斯塔夫罗波尔来。检察院的一位官员在上面写了“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款、第11款对其行为定性的依据，因为侦查材料无法证明戈普卡洛参加反革命组织一事。”他建议将当时意味着必死无疑的按照第58条定性改为按照第109条定性——职务犯罪。但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清洗，我们区的局长自杀身亡，于是1938年12月干脆把外公放了。他回到普里沃利诺耶，1939年又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回到家里、至亲的亲人围坐在用刨子刨光的农家桌子旁的情景。外公讲述了对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
为了搞到供词，侦查员用耀眼的灯泡照得他头晕目眩，严刑拷打，用门挤断他的双手。这些 “通行的”折磨均未奏效，于是又想出新的招数：勉强给外公穿上湿皮袄，再硬让他坐到烧烫的炉灶上。外公挺住了，其他许多刑讯也挺了过来。
曾经同他一起坐牢的人对我说，每次审讯后，都是全牢房的人照料他，使他康复过来。外公本人只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事儿，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此后再未提起，至少公开场合再未提起。他深信不疑：“斯大林不晓得内务部机关干的事儿。”而且从来不为自己所受的苦去责怪苏维埃政权。外公并未活到高龄。他去世时59岁。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5）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