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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跳出机关的圈子
按照惯例，总书记的看法和建议应当提交党的中央机关审议并在党的组织中进行讨论。当时首先必须确定如何对待苏共党章，它已极其陈旧，连引用它都会感到难堪，只要提起它便会遭到嘲笑。新纲领草案的制定工作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契尔年科时期都曾进行过，但由于给此事的专门小组确定基调的是Р科索拉波夫，所以拿出来的材料散发着原教旨主义的浓烈气息，依然全是那一套司空见惯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甚至称之为伪马克思主义更为合适），只不过使用了略为现代化的语言进行表述而已。
当然，要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评价并提出颇具分量的思想，无论我们自己或整个社会，当时都还不具备条件。不过，召开代表大会以确认新的政治方针并解决干部问题，却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人向我建议不必急于抓党纲的事。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仿效圣经中的先知，总是向人们预言无可置疑的真理。草拟纲领性文件的工作本身，在报刊和党员会议上，最后在代表大会上对其进行讨论，在我看来便是让党和社会动起来、使之对改革意图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的一种手段。党的全体领导成员都赞成这些看法。至于谁是出于信念，谁又是仅仅为了不同总书记顶牛，这里就不必说它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2）
我上任之初，就立下一条规矩：讨论极其重大的决策时，不能局限于党的机构的圈子。前面已经提到，1984年政治局和15年前一样取消了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考虑到问题十分复杂，自由交换意见很有必要，我们决定不再作重开中央全会的打算，而是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需要精心地做准备。首先一步便是在中央委员会同经济界的实际工作者、专家学者、党的领导干部举行会见。谈话进行得极为坦率。在这个权威性的论坛上公开承认我国技术落后并得出必须改变经济机制、给企业以广泛的自主权的结论，这些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在论证诸如此类的改革的必要性时，与会者中有人不无嘲弄地说：在我们这种事事都由上司安排的条件下，如果来上一位私营企业主，恐怕不要一两天就会逃之夭夭的。
我还谈了一个得到热烈赞同的观点：要是再不进行管理机构的根本改造和管理功能的权力分散，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方面的改革。意见完全一致：舍此任何改革都行不通，必然半途而废。有趣的是，一些顽固不化的老官僚也用这种口气说话，看来他们是认为此事与己无关，要不就是根本不相信有可能认真革新。
会上人们回忆起安德罗波夫在全国整顿纪律和秩序的情形。靠硬性的要求和整齐划一的行动也可以取得相当的效果，但这终归只是一时之计，无法弥补劳动和经济激励机制方面的种种不足。对纪律的狭隘理解似乎正在被类似的认识所代替，而纪律已经同生产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
总的说来，三月全会以后第一次“跳出机关小圈子”颇见成效。4月中旬我同利哈乔夫工厂的职工见了一次面：走访了汽车装配厂房、生活区、医院、商店，而同吉尔①人的交谈主要是在厂里不大的会议厅进行的。当时我首次公开谈到，从70年代初开始我们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下降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国防问题的解决都大大复杂化了。以前我们达到高速度靠的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现在这两方面哪一项也没有了。周期性的人口波动（这是战争的回声）导致劳动力缺乏，于是不得不依靠运用新的材料和自然资源。第一，这些资源并非用之不竭的，第二，它们的获取需要花费极其庞大的开支。只剩下一种选择：力争借助于推广先进设备、自动化技术、较少能源消耗和无废料的工艺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而且必须保证国民收入不低于4％的年增长率。
这些看法和打算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情形并非按惯例事先准备好的向“贵宾”表示一下敬意。吉尔厂与其他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一样，当时已经切身预感到危机近在眼前了。
四月全会
在历届全会上通常都是先讨论主要问题，最后才是组织人事问题。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一开始就来个小“震动”。4月23日，我宣布全会开幕后当即提议选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尼科诺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表决结果照例无人反对。我向全体当选者表示祝贺，并请政治局委员登上主席台。我让利加乔夫坐在我旁边，并让他主持会议：“好吧，叶戈尔·库兹米奇，让我作报告吧。”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让克里姆林宫里新的排位顺序一目了然。
人们已经习惯把1985年四月全会看做改革历史的起点，尽管更准确地说起点应当从3月份算起：当时新任总书记已经宣布了即将进行的一些变革。顺便说说，不久前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电影导演马列·胡齐耶夫指出，基本的东西其实举行契尔年科葬礼时我在列宁墓上的讲话里已经说过了，后来则是对纲领的补充。此话与实际情况倒很接近。
虽然如此，对新政策的基本思想仍然在四月全会的报告《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及与其筹备和进行有关的任务问题》中作了正式的阐述。如今重读报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年摒弃意识形态的那套陈腐论调是何等艰难，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偏见又是如何煞费苦心。报告时我像3月份那样，从确认苏共二十六大方针的连续性开始。当时不提这类誓言和保证根本不行。但随即说明：“按照列宁的理解，连续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我们应当无条件地继承这一列宁主义传统，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以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句话里似乎兼容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另一个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引证式”学位论文的爱好者和惯于玩弄历史文献片言只字的高手看来，最主要之点就是：戈尔巴乔夫拿“发达的社会主义”赌咒发誓，后来却“背叛”了它。在我和那些开创了改革事业的人看来，最主要之点却是“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尽管改革遭遇到各式各样极为复杂的变故，我始终信守这一原则。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当年公认的论断，即：“我国凭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登上了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高峰”。而恰好相隔两段却又论证了“进一步改革和改造、使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地达到一个新的质量状况的必要性。这首先是用科技振兴生产和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改善社会诸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这就是在劳动阶层、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就是激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整个体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自治权利。”
是的，我对前面几代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是提出向新的高质量的社会状况转变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在表明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需要实行根本性变革。而号称变革的主要杠杆的则是加强科技进步，首先要改组本国机械制造业，生产新一代的机器设备，采用高技术。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分散经济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对自身活动最终结果的责任感和兴趣等等设想。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3）
从革命时期开始，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曾多次讨论过管理机关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及其被官僚主义所败坏的问题。也通过了一些严厉的决议，但机关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人们总想通过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来解决各种难题。必须改变经济领导体系本身，高层领导应当做的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战略，其他的事则交由生产单位自行处理。
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注意与现代化、经济改革、扩大地方政府权力相结合，与克服平均主义、堵塞非劳动收入渠道相结合。在审查制定党的二十七大社会纲领时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既实现生产现代化又贯彻社会领域的重大措施？得出的结论是，在严格遵循有关生产领域超前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是能够办到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仍然被习以为常的成见所束缚。
四月全会认为刻不容缓和极端重要的问题包括：住房，粮食，国民教育改革，现代化卫生保健基础的建立。总之，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各种国内问题，首先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辩论的主要内容。至于对外政策，报告中只是简要地重申了苏联对当时一些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立场。
虽然四月全会无疑是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但它也带着时代的印记。当时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共身上，还要提高它的“领导作用”。民主这一话题流于空口宣言，只是说“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人民的生动活泼的创造能力”。改革者们在着手解决振兴社会的历史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