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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渔民的住房问题一下难以解决，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但是共青城呢，那里有许多制造现代化潜艇和飞机的国防企业，出于生产工作的需要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飞往塔什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市的领导人就不操心从那边顺便运些蔬菜和水果回来？为什么盛夏时节不肯为孩子们安排生产一些冰激凌？为什么市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跑到中亚去购买家具？其实本市也能生产家具，只须扩大一下生产规模就行。
此次出行过程中，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让我们能够自己选举领导人，推选出一些聪明、正派、勤快的人。那样，事情也就顺当了。”
8月20日我前往克里米亚的下奥列安达疗养。但并没有得到休息。当时不可能有兴致去赶休假的浪潮：烦恼和不安纠缠着我，心里始终闷闷不乐。身处海滨仍然在继续考虑当前的局势，作笔记，发指示。我深感必须彻底更新干部，建立一套适应新任务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制度。与此同时，越来越觉得事情看来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现有制度的死框框里，而这种制度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主动精神所留下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这就是说，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早已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了。
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日内瓦谈判实际上已经搁浅，结果徒然空耗了时间。我看出了这种局面正中美国人下怀，于是向里根建议立即举行会晤。
传到克里米亚的内部消息、报刊资料，与利加乔夫（他留下“看家”）、中央委员会和各州党委书记们的电话交谈，都加深了改革意外受阻的印象。我等不及休假结束便动身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想去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走，同群众谈谈，检验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
奇迹并未出现。无论在克拉斯诺达尔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我都再一次深深感到改革的确步履维艰。民众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并未稍减，甚至还增强了，而党政机关却按兵不动。表面上谁也不反对，全都“赞成”，可是什么也没有改变。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会按新方式进行工作呢，还是凭直觉表现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怕“新的一套”会带来严重危险？
1991年11月，在我同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助理的职业政治家Э休特会见时，他告诉我说：
“从1985年开始，我一连三年都飞来莫斯科并沉浸到了这个首都的气氛之中，同政治家、新闻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会晤。印象吗？改革正开足马力进行，嗨，简直可说是‘波涛汹涌’！可是随后出了首都去外省，走个100～200公里，那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就像俄罗斯人常说的：‘悄没声儿’……”
在雪片般飞向我本人和党中央的来信之中，类似的信件越来越多。白俄罗斯的一个来信人狠批了一通地方当局的工作，大声疾呼：“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快下令向司令部开火吧！”实际上这就是要国家领导人拾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作武器。我想来信人未必希望我们也来一场那样的运动，他对那样干的后果还是有所考虑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心灵的呼唤”，证明了群众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在现有干部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就别指望改革能够进行。
必须谈一谈干部的事情。初秋便开始筹备中央全会，报告的提纲渐渐形成。
起草报告的工作明显地拖延了，原定秋天召开的全会不得不两度推迟。在1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讲述了最近一次会见各州委书记的情况之后确定地指出，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仍然被陈规老套束缚着手脚。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3）
“我深信，停滞不前的首要原因是领导成员的僵化。如果我们想扭转局面，就必须更换干部，改变干部政策。这也是在道义上有无资格从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各级各类领导队伍中，养成了不能与群众公开地、坦率地对话的许多恶习。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会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健全干部队伍，人民就不可能跟我们走。需要有一种公开性的气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会培养出成熟的干部。”
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各有特色，葛罗米柯坚持“报告的乐观主义倾向”必不可少。谢瓦尔德纳泽则强调要对党内整个状况以及降低党的威信、入党资格贬值等方面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索洛缅采夫建议更有力地谴责“社会主义被不劳而获、损公肥私之徒坐吃山空”。尽管看法略有差别，报告的基本观点都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新年前不久，我邀集党中央各部部长，对他们已有不少抱怨，我对他们讲：“我知道，机关内部啧有烦言。因为如今再指望讨好上司已经行不通了。最紧要的是真正懂行、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但许多人都缺少这些品德。对党中央领导来说，多年来党的（并且不单是党的）机关所采取的那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国内形势日益复杂，已通过的决议不能落实，但机关却默不作声，最多也就写上几个报告。
现在这种态度应当受到坚决谴责并彻底予以抛弃。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希望改革完全失败，在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时幸灾乐祸。莫斯科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不久前声称：‘咱们等着瞧吧，过两年就偃旗息鼓了。’他确信改革一定会被葬送。既然如此，党的机关里就不应当有这种人的位置。必须取消干部政策中由上级任命这种做法。如果不走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就无法扭转局势、完成改革的任务。”
就这样，一步步对报告中提出的思路进行着审查鉴定。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入思考和确定任务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也让人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物质阻力”。（记得在政治局委员的圈子里雷日科夫曾经说过，60名部长中没有一个人要求退休，尽管许多人的期限早就到了。）
在我日常工作的扎维多沃，有时候起草小组内部关于报告的结构和所列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我几乎同自己最亲密的所有助手争吵起来。甚至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到来也没有能压住火气。起草工作被迫中断，直到第二天才重新开始。但是这一不愉快事件到头来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火气平息之后，我们对争论的问题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见。整体说来这个文件颇具独创精神，在反思过去和选择前进道路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虽然我曾经就报告的许多原则性论点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过意见，提交讨论批准时（1987年1月19日）仍然未免忐忑不安。
领导成员们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了党内和社会上丰富多彩的变化万千的情绪。我从事前的交谈中了解到，我完全可望得到雷日科夫的衷心赞同和谢瓦尔德纳泽强有力的甚至激昂慷慨的支持。同沃罗特尼科夫单独谈话时我有所警觉。其余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赞同民主化的基本思路吗？因为就其实质而言，这意味着由上级任命的方式宣告结束。职务的任命应当通过选举，而且是真正的选举。干部的选拔过程中注入了新的因素——百姓、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愿望。
正如常言所说的，“喜出望外”。报告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尖锐的问题提法有助于创造一种这个阶层的人所不习惯的坦率气氛。很可能，多年沉睡在有些人心灵深处某个角落的感觉被唤醒了。葛罗米柯定了调：“稿子非常深刻……是有一个一向不曾暴露的全体干部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并不称职。问题明摆着：社会主义国家是生存呢还是灭亡。”
雷日科夫指出：“批评很严厉，但并非毫无出路。”他明确表示支持关于民主化的那一部分，并将这个主题与经济联系了起来，还建议增加担任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职务的最高年限、秘密差额选举党委书记等规定。
利加乔夫发现，由组织部起草、得到他肯定的那些墨守成规的材料，在报告中实际上只字未剩。但他还是给予报告稿以最高的评价。他赞同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人煞费苦心的是，究竟应当采取些什么措施，才能避免遭受常常带来难以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坚信：首要的工作就是民主化。”
谢瓦尔德纳泽也接上了这个话题。他对阿富汗战争做了一番回顾之后说，以往常常“破坏集体领导制度，在小圈子里做出决定，甚至绕开政治局，更不消说苏共中央和最高国家机关了。”现在“足以保证不再重蹈覆辙的一整套措施的体制正在形成。这是一场精神上的革命。”
因为叶利钦没有表明想要发言，我便对他说道：“不想讲两句吗？”他一开头表示“赞成报告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同意对历史进行慷慨激昂的批判，但认为必须对改革时期作个总体评价。还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先前的成员对国家的发展停滞和受挫也有责任，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逐一地做出个人评价。
我对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进行总结，指出全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使我们陷入当前处境的深层原因，支持困难重重地在全国开展的改革进程。我表示反对在对过去做出评价时将事情搞成对过去历届领导层个人和中央委员评头品足。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得出政治上的结论并吸取教训以为鉴戒。改革进展缓慢，报告中已阐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干部政策、管理机构的工作密不可分。必须执行一条让新生力量得以涌现的方针，但不得在强调严格要求的幌子下对干部进行迫害，“拦腰”断送人们的前程。改革是以在社会上和党内确立各种民主原则的名义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