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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的供应之间的缺口全靠酒来弥补，而且不断增加有害健康的各种劣质酒的产量，这类东西通称低档果酒。作家В别洛夫指出：“用财经专家的话来说，如今的货币正在以地球每昼夜自转的速度进行周转：工厂出纳处——劳动者腰包——酒杯子——钱柜，再重新回到工厂出纳处。总而言之，又发现了一条新的经济‘规律’。”
我们一开始就面临这个难题。自杀材料摆到了政治局的桌面上，件件都在证实着百姓的不幸。那些要求严格纪律性和高度责任感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企业和整个整个的系统，竟然成了酒鬼们的人质。我至今还记得，葛罗米柯到了最高苏维埃，读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和其他材料后，曾对我表示过他的气愤：“你想想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酗酒——生产和休息的时间全要喝，政治组织和文艺组织，实验室，大中小学，幼儿园到处都喝！”他还因此回忆起了为酗酒的事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那天他们从扎维多沃回来，俩人同坐一辆汽车，由总书记开车。葛罗米柯列举他所掌握的材料，提出意见说：全苏联的酗酒现象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规模，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勃列日涅夫听罢他的议论，久久默不作声，后来才开言道：“你知道吗，安德烈，俄国人离了这个玩意儿根本不行……”葛罗米柯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把话题岔开了。
现在仍然常常有人问起，1985年5月7日党中央和政府通过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发布相应的命令（5月16日），最早提出这个倡议的究竟是谁？贫嘴薄舌的人说，都是那些早就过足了酒瘾的政治局委员们干的。实际上，提出这个倡议的是社会舆论。当时党政机关受到很大的压力，数不清的信件纷至沓来，主要是当妻子和母亲的人写的。信中列举了酗酒引发的家庭悲剧、工伤、刑事犯罪的大量事例。文学家和医学家对这个问题更是提得异乎寻常的尖锐。
另一种近乎神话的说法是：似乎是我们制订了《禁酒法令》。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它纯属虚构。
这里我还想驳斥一些人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慎重考虑过减少酒类销售后拿什么去弥补国家预算收入的缺口。曾经进行过专项经济核算，统计了由于酗酒对生产所造成的损失的严重程度。当时打算逐步地（这里我要强调提出：是逐步地）压缩酒的产量，幅度则根据它在商品流通和预算收入中由其他商品取代的情况而定。
一开始，社会各界（我可不是说那些十足的酒鬼）都赞成这个决定，但是随着它的贯彻实施，却产生了疑惑，还夹杂着激动和不满，最后甚至变成了大发雷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提出一种设想和将其变为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想说，在讨论和通过那个决定的阶段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也表现出了负责精神，而一旦到了事情的实行阶段，便开始“毛脚毛手”，搞得过火，结果断送了一个有益的好心的倡议。
监督执行决定的任务当时交给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们干劲冲天地着手进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部长和企业领导“超额完成”压缩酒类生产的计划，代之以柠檬汽水。随后又对“落后分子”进行严厉斥责，直到撤职和开除党籍。还号召向那些“提前完成进度”的人看齐，甚至不惜付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代价。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更多的是习惯于“革命的跃进”，而不是长时间地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很遗憾，反酗酒运动成了一个可悲的例证，证明了迷信强迫命令万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和行政人员的狂热只能毁坏设想正确的好事情。当时仓促地着手关闭商店和酒厂，有的地方还大砍所种植的葡萄。干葡萄酒的生产也被压缩了，而这在决定中并无规定。从捷克斯洛伐克购进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任其锈烂。手工酿酒成风，食糖从市场逐渐消失。而糖的短缺又引发了糖果糕点花色品种的急剧减少。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一条不祥的锁链就这样延伸了开来。遇到什么喜庆事情时，一连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很难指望搞到一瓶白酒或葡萄酒，这种情况愈来愈使人们感到愤怒。虽说各级官员都挨尽了臭骂，但总书记挨的骂比所有的人都多，因为根据惯例，人们总是认为他应当为一切事情负责。就这样我得了一个诨号：“矿泉水书记”。
不能说所采取的措施完全没有效果，招来的只是反感。外伤事故减少了，人们的死亡率、工作时间的损失、流氓行为、因为酗酒而引起的离婚率等等都降低了。也并非什么事情全都属于禁止之列。至少，破天荒地披露了酒类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公布了先前保密的统计资料。但这场禁酒运动的不良后果还是大大超过了它的优点。
好吧，我应当表示歉疚：这次失败的部分过错在我身上。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何况我曾经听到过事情搞得不对头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而且许多正直耿介之士在与我私下交谈中也曾提醒要注意这种情况。
需要我处理的国内外事务堆积如山，忙得焦头烂额，加之在某种程度上过分碍于情面，这些都妨碍了我对此事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