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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雷什金相识，他说1942年8月他曾在德军兵临城下时顺利地从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起飞。
不过在纳尔奇克之后，拦阻部队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执行“一步也不许后退！”这个有名的斯大林命令。执行得很坚决。很快便将后撤军人组建成一支支部队，这些部队当即开赴前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奥尔忠尼启则市郊迫使扑向巴库油田的德军止步不前，而且看来是彻底断了敌人进攻巴库的念头。
随着德军的逐渐东去，普利沃利诺耶只留下了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后来又换成一支不知什么部队，只记得他们的袖章和乌克兰口音。开始了沦陷区的生活。
头号新闻是那些开小差回来在地下室里藏了几个月的家伙抛头露面了。他们许多人开始替德国人卖命，照例是当警察。外婆回家后，警察光顾我们家了。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后来又坐上四轮马车，命令外婆跟他们去警察段去。她就这样穿过了整个村子。她在那里受到了审问。可她能知道什么呢？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农庄主任，儿子和女婿在红军里。这是本来就知道的。母亲在搜查和逮捕时都表现得很勇敢。她的勇敢不仅是性格使然——她遇事果断，而且也由于绝望，由于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家庭面临危险。母亲干完强迫劳动的活计回来后，不止一次地讲到某些村民的威胁话，比方说：“等着吧…… 这可不是红军在的时候了。”开始听到邻近城市大规模枪杀的传闻，还听说有一种什么用毒气致人死命的机器（收复后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矿水城有数千人被枪杀，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又据说正准备收拾共产党员的家属。我们都知道，在这份名单上，我家的成员首当其冲。于是母亲和爷爷安德烈把我藏在村子后面的牧场里。似乎定于1943年1月26日采取行动，而我们的部队1月21日就收复了普里沃利诺耶。
德国人占领村子达四个半月之久，在当时要算时间较长的了。德国人任命人称“萨夫卡爷爷 ”的、年迈的萨瓦季·扎伊采夫为村长。他一直执意不当，可村民都劝他当：这毕竟是自己人嘛。村里人都知道，老人千方百计地不让大家吃亏。可赶走德国鬼子后，老人以“叛国罪 ”判了10年徒刑。村民不知写了多少材料，说明老人是被迫替占领军干的，而且许多人是多亏了他才得以保全性命，却统统无济于事。萨夫卡爷爷就这样背着“人民敌人”的罪名在监狱里含冤去世。
不管怎么说，红军的进攻挽救了我们。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歼灭的消息，村里人是从德国人那里听说的。不久，他们的军队害怕再次掉进“锅里”，便匆匆撤离了北高加索。我们欣喜若狂地迎接红军的到来。
……战线再次经过我们这里，这次是向西移去。需要再次安排好生活，恢复集体农庄。可是从何下手呢？一切都已破坏殆尽，没有机械，没有牲畜，没有种子。春天到了。靠自家的奶牛拉犁耕地。那幅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含着眼泪的妇女和奶牛那双忧伤的眼睛。可是奶牛也觉得可惜，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家有小孩的，都指着奶牛供养呢，往往都是自己拉套。那真是目不忍睹：一些人套上皮带，拼尽力气拉犁，另一些人使劲在后面推。一点也不怜惜自己。
然后，开始收集种子，每个人尽自己能力，交多少都行。秋天收获的粮食不多，全部交给国家。冬天和1944年春天，饥荒开始了。我和母亲活过来了，靠自己努力，也是有些侥幸。刚刚开春，道路泥泞，母亲就和几个同村的人一起（她那年33岁），套上牛车，由两头幸存下来的公牛拉着，前往库班，据说那边玉米丰收。母亲从农家的木箱内取出父亲的东西——两双新皮靴和一套从未穿过的西服，拿去换玉米。家里的事情交代给我了。母亲临行前，按照每天一把玉米给我留下口粮，那是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我把它做成玉米碴子煮粥喝。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却不见母亲的踪影。直到第15天，她才驮着一口袋玉米回来。我们可有救了！
原来，父亲的衣物变卖得不错，母亲赚了一口袋玉米，整整三普特。然而出发前说好了的：每口人驮一普特。我和母亲算两口人，就是两普特，32公斤，她就得“额外”再多驮上一普特踏着难以通行的泥泞往家走。这的的确确是救命粮啊！加之奶牛又产下牛犊，这样我们又有奶喝，又有粮吃。而且开始每天吃两三顿，不再只吃一顿了。其他的家庭都吃不饱，得了浮肿病。我的小朋友——邻居的孩子常常过来，站在门口不说话。其中有费佳·鲁德琴科，我家的亲戚。母亲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给他们每人一点吃的。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
后来，天降喜雨。四周的万物，田野里和菜园里的作物，都开始生长起来。这一次，又是土地挽救了我们。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8）
农村的商品供应实际上已陷于停顿。岂止是缺机械，衣服、鞋袜、食盐、肥皂、煤油灯、火柴…… 样样都缺。
起初学会了自己修补衣服鞋子。待这些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物彻底开绽后，又找到了新的出路：开始种植大麻。用手工收割。打成捆，在河水里沤麻，晾干，打麻，得到麻线——本色麻线。几乎每家每户都从阁楼上取下老掉牙的织布机，将麻线织成麻布。再将其漂白。用这样的麻布缝制衬衫，为了美观起见，还绣上黑边。穿着这样的衬衫，真个是如芒在背。
羊毛经洗涤、梳理之后，用纺锤搓成毛线，再织成简陋的粗呢，缝制外衣。事先经过发酵、去毛、风干、揉搓并浸透重油的毛皮，用来制作粗糙的鞋子。食盐取自距普里沃利诺耶50公里的咸湖。不知想什么办法搞到了煅苏打，用它来做肥皂。用燧石击石取火，再点燃浸过草木灰的棉花，“火柴”用反坦克手榴弹内的炸药制成。为了照明，利用圣像前的长明灯、炮弹弹壳制成的“油灯”。到开始见到一点煤油的时候，便自己制作煤油灯了。什么都得自己做，连我也做的头头是道。我国人民的生命力之强和吃苦耐劳精神实在令人叹服。不过如今我有时在想：我现在是否能够重新经受住这一切呢？
1944年夏末，从前线寄来一封神秘莫测的信。拆开一看，里面是父亲上前线时带走的证件和家里的照片，还有一张短短的通知，说是上士谢尔盖·戈尔巴乔夫已在喀尔巴阡的马古拉山上英勇阵亡……
此前父亲已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战争之路。我当上苏联总统之后，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赠给我一件极不寻常的礼物——父亲战争期间所在部队的军史。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读了这部军史，更加深刻而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是何等艰苦，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何等沉重。
父亲转战各地的许多情况我是听他自己讲的，我现在看到了书面文献。父亲入伍后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当地在步兵学校的范围内组建了由中校科列斯尼科夫任旅长的独立旅。父亲早在 1941年11～12月间罗斯托夫附近的战斗中就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其时他在外高加索方面军第56军。独立旅伤亡惨重：死440人，伤120人，651人失踪。父亲幸免于难。此后至1942 年3月，担任米阿斯河防卫任务。又有大量伤亡。独立旅奉命开往米丘林斯克，改组为第161 步兵师，此后又开往沃罗涅日，编入第60军。
当时，他有数十次牺牲的可能。161师参加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曾在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区参与强渡第聂伯河，曾参与扼守著名的布克林诺桥头堡。
父亲后来讲到他们在天上轰炸不断和炮火猛烈密集的情况下强渡第聂伯河的情况，当时乘坐的是小渔船、“应用器材”、自制的木筏和渡轮。父亲担任狙击小分队队长，任务是保证一条渡轮上的迫击炮顺利到达对岸。他们在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朝着对岸若明若暗的灯光驶去。虽说是在夜间，他却觉得第聂伯河的河水已被鲜血染得通红。
父亲因强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尽管后来也有过其他的奖励，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了基辅战役。1944年4月参加了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战役。同年7～8月参加了利沃夫－桑多米尔战役和解放斯坦尼斯拉夫市的战斗。
该师在喀尔巴阡死461人，伤1500余人。想不到在经历如此血腥的屠杀之后，竟然在这座可诅咒的马古拉山上丢了性命……
家里哭了三天。后来……父亲来了一封信，说他安然无恙。
两封信上的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是给我们写好信后，去参加战斗时牺牲了？可4天之后又收到父亲一封信，是8月31日写的。这么说，父亲依然健在，继续打击着法西斯匪徒！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写信通报他的死讯的人表示愤慨。父亲在回信中为前线战士辩护说：“孩子，你不该责骂战士们。前方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句话我终生不忘。
直到战争结束后，父亲才给我们讲了1944年8月所发生的事情。在一次进攻前夕接到命令：夜间在马古拉山上搭建指挥所。山上林木葱郁，只有山顶光秃秃的，从那里望下去，西边的山坡一览无余。于是决定在那里设立指挥所。侦察兵往前去了，父亲同他的狙击分队开始工作。他把装有证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战壕的胸墙上。突然下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枪声。父亲断定这是自己人，是侦察兵回来了。他走上前去，冲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往哪儿打枪？”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