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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妈妈入了党、上了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跟爸爸的社会地位迅速拉开了距离。物以稀为贵嘛，那时入党多难，妈妈她们一个系才几个党员，大学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这两样妈妈都有！熟悉妈妈的人就说：你和一个大炉工有什么共同语言，散了吧！还有人在背后说妈妈：是看上对方的家世吧？妈妈的亲属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们交往，他们不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他们嫌爷爷是一个当官的（副厅长），还嫌他们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话说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十个湖北佬也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说桐城人奸诈。其实桐城文风甚重，历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开国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瞩目，像陈独秀、两弹英雄邓稼先，还有几位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们疲与人的纠缠，不愿孩子受世俗的影响，很少让我接触社会。可是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一旦遇到一些“横冲直撞”的人和事，总是叫我头疼。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仍然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了逃避，不做了，不干了，我错过了许多好光景。我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外界一旦有压力，我就像一只田螺，悄悄地缩进自己的壳里。
父母信奉“读透一本书，擅长于一技，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哲学。他们是那种与人谨慎交往的人，这个谨慎不是不敢与人交往，而是选择与什么人深交。
亲戚们说到他们就用“清高”两个字来形容，长这么大，我没有去过爸爸的老家，也没和那些亲戚打过交道。爸爸妈妈的亲戚如果有了红白喜事，通知他们了，他们就会给钱给礼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们，他们也不在意。有几次在爷爷家，我亲眼看到农村的亲戚给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产，没给我们家，爸爸妈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我们来深圳后，农村的城市的亲戚都想来。父母就说：来玩，欢迎，热情接待；找工作，对不起，一没时间，二没能力。
父母的这种处世作风严重地影响了我，使我变得十分封闭，我可以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或听音乐，书和音乐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时我在处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么事都喜欢独往独来，也不知道怎样与人合作，不知不觉地就疏远了人家。
因为经过“文革”的磨难，父母知道社会的丑恶，希望我也做个纯粹的人，当然，也怕我受伤害，时时刻刻维护着我的心灵。他们对我做了一系列的保护：大人之间包括家里来人的谈话，父母从来不让我听；我看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儿童读物；看电视只能看儿童节目；录音机里播放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音乐是听非常优美的经典音乐；我的房间更是一个童话世界：我的床的上空用美丽的彩条装饰着，四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动物故事；身上盖的、床上铺的都是颜色绚丽的、拟人化的花草、动物。父母给我的礼物，总是假借童话中的人物来传送。
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浮尘子，在家里的几间房之间游动，没有人顾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
第二部分第8节 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2）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害怕水污染，给她的孩子从小就喝蒸馏水，后来这个孩子生病了，怎么也没办法治，原因是这个孩子身上缺少抗体！
也许，父母也意识到他们的方法有问题，有心来改变，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圣诞节早晨，我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没找到圣诞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我恐慌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圣诞老人不喜欢自己了。这时爸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