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公共政策的制定规则，当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的目标确定之后，决策者必须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要考虑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综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现实条件，预测目标实现的障碍。最后的方案一定是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1993年7月23日，朱总理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日中央政zhi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总理，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总理，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总理那里领工资。
情况果然与原来预料的一样。
受emin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委托，朱总理副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帐。
1日大队人马出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南？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仪式，邀朱总理出席。但是，朱总理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绍说，朱总理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亿元。
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是朱总理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
一波三折的广东谈判
朱总理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
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总理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emin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
他详细给省政府官员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
9月的广州没有此时北京的秋意，仍是那样闷热潮湿。北京来的人全部住在绿树成荫的珠岛宾馆。
晚饭前，朱总理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踱步。
地方司长对朱总理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率，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总理要求当晚做出10年两种体制的测算账。
已经是凌晨1点，朱总理还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多个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朱总理放心地笑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四小龙”。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这怎么行？他们坚决要求以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
朱总理心里早有准备。他来广东之前请示了emin，emin决心已下：搞分税制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再讨论是不是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只要广东同意搞分税制，分开征税，这一条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妥协有好处，大家思想愉快，不然改革搞不好。9月14日下午，在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广东提出的四条，可以同意两条，否定两条。
第一条，他们要求按1993年做基数，我赞成。因为我们一再讲，保证目前既得利益，这就是1993年嘛。以1993年为基数，道理上说得过去，当然中央少拿一点。以1993年做基数，全国各省都会欢迎的。
第四条，他们要求中央对重点建设一视同仁。我说了，不仅可以一视同仁，而且可以照顾。有人说这是空头支票，但总不能叫我签字画押啊。
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这一条也不能同意。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税再延长两年。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朱总理提出可以以1993年为基数时，财政部的刘仲藜和怀诚都不同意。他们的理由也简单，第一，认为只能以1992年决算为基数。因为谈判时间是1月，还有3个月才作决算，数没有出来，以1993年为基数，账不好算，到1994年四五月份才能算清楚；第二，有个很大问题是各个省要做手脚，基数的东西历年来都是历史的，从来没有预知的、将来式的。1980年是按1979年底的电报数为基数的，1985年那次是按1983年的决算数为基数的。以前都是静态基数，这次竟然弄个动态基数。
朱总理指着怀诚说：老项，你们财政部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你这些东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
对刘仲藜、怀诚来说，尽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后，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总理，他是有政治魄力的。
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总理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东喜出望外。
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
真是一波三折。9月15日，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总理回答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包干问题，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
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相当于它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
事后，朱总理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
上海同志“讲北京话”
从广东回到北京后，9月25日朱副总理一行再启“谈判“之旅。这次他们来到新疆阿勒泰。
对于中西部地区，除去财政体制改革要达到的集中中央财力的目标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缩小东西部财力差距。emin同志在西北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到这个问题。当时，发达省份的不同意见比较强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一宣布分税改革方案时，提出异议的都是富裕省区。而给予中央最大支持的恰恰是那些边远、贫困的省区。他们希望中央富起来，“大河有水小河满”。
在新疆，朱总理说，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分税制之后，中央财力可集中一些，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也可增加，但是目前还不行。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你们提出的要求增加增值税、消费税的分成比例，这些要求一概不能接受。税制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搞特殊。
原本以为西部地区都会支持中央搞分税制，但是意外又出现了令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怀诚也没有想到。1月，emin同志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州省长站出来反对分税制，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出席那次会议的有emin、温总理、zeng庆hong等。落后地区反对分税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项怀成接到zeng庆hong的电话，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立即赶往北京机场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到会议地点。
为什么有些落后省份反对分税制？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关。贵州、云南、广西均为“烟酒财政”，这些地区长期靠“小烟”、“小酒”支撑，当时已经决
定对小烟、小酒征收消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增量100％归中央。显而易见，这些地区是“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