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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还有呢？”
“嗯，我对他说了你上个星期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你知道的，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克里托以及如何遵守法律的故事。卡内尔先生当时就呆住了。他先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从哪知道的这个故事。我就对他说，不久之前我刚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然后他就用更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还小声嘀咕着：“她错了吗？她没错啊。她错了吗？她没错啊。”
舅舅夫里德已经把所有的钉子都钉好了。他站在梯子上想到那个老师的表情就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费迪告诉他的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好吧，那么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舅舅问。
“我后来想了一想。又觉得那个死者的姐姐并没有做错什么，反倒是苏格拉底错了。人不是必须一直按照法律规定的去做，尤其是像那个国王制定的那种法律。”
无论法律是对是错，人都必须要遵守吗？
没有什么划分的界限吗？
“按照你的意思呢？”舅舅问，“安提戈涅做得对，是吗？”
“我觉得是。”费迪说。
“我也这么认为。”舅舅说，“现在你能帮我把灯拽上来吗？”
“怎么？”费迪举起灯问，“那你一开始又跟我讲苏格拉底的故事，告诉我人一定要遵守法律，否则整个国家就乱了，因为整个国家是靠法律维持的。”费迪觉得自己已经糊涂了。
“是的，这么说也对。”舅舅说，“再举高一点。对，好了，这灯算是安上了，谢谢。现在我们先不谈人是不是被允许逾越法则、规定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涉及的是，人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良知，以及人是不是可以蔑视他人的尊严，无论那个人是生是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些道德的标准真是太棒了！一会儿要人这样做，一会儿又要人那样做。随时都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到底让人怎么遵守？”
“对不起，我只是想到这关系到你自己的生活。”舅舅说，“可我真没想到，你是在考虑所有人的行为方式。你做得非常好。哦，感谢老天，我终于从梯子上下来了。站在三米高的地方和别人聊天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你做得非常对，对所有事情都思考两遍，反问自己一次。我要跟你学，以后也要注意这么做。”
“那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什么？”
“人不应该遵守所有的法律和命令。”
“你说得对，这有一个界限。”舅舅坐到一张椅子上说。
“太好了！那界限在哪呢？”费迪同样也找了张椅子坐下说。
“具体明确地说它在哪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你们在学校里一定讲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也就是纳粹时代吧。对那个黑暗的时代，我就不用再对你细讲了。”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2）
“当然，我们相当详细地讲过。”
“那么，”舅舅继续说，“你可能也听说关于‘白玫瑰’的一些事情吧。”
“没有。”
“‘白玫瑰’是一个组织，由慕尼黑大学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个教授组成。他们对所发生的可怕事件感到吃惊，并决定有所反抗。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唤醒其他人一起进行反抗，因此他们写了标语并开始分发。他们在大学二楼的天井向下散发传单。绍尔姐妹被当场抓住了，接着整个组织的人都被抓住了。他们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今天，我走过二楼的天井，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难过。虽然他们的做法是反抗当时的法律，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当时的法律是错的，不公正的。所有人在道义上都有权利去反抗它。”
“当时的法律是什么？”
“嗯，比如这些：只是认为信仰犹太教就被蔑视、被送到集中营；压制言论自由；允许跟踪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纳粹的世界观就被残忍地杀害。其中的一部分根本不是法律，只是元首的规定。只有少数人在反对这个不公正的系统。绍尔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和库尔特？胡博教授就是例子。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择了死亡。他们的意见就是，还有比法律更重要的规则。”
“法律的效用，”舅舅接着说，“在那个灰色的时代变得很糟糕。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对苏格拉底的故事提出批评。苏格拉底不顾一切地维护法律的稳定。他认为，人应该抛开个人的权利遵守法律，因为国家在法律的维护下可以提供安全和稳定。现在人们经历了国家即使在法律的限定下仍然会出现不公正。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个界限，什么时候人们遵循法律，什么时候不应该遵循。”
“这非常有意思。”
“法律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他受到争议的建议书中提出过一条标准。”
“是什么样的标准？”费迪问。
“建议书中说，只要一条法律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愚蠢，都是有效的。这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纳粹时期的法律一样。”
“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也是有效的？”费迪说，“无法忍受同样是个问题，什么叫无法忍受？我认为我们的语文老师卡内尔先生是无法忍受的。可他还是总盯着我，还有权利处罚我。”
有没有一直有效的法律？
人们要一直遵守它，不能破坏它？
费迪想了一会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一直有效的吗？一定应该有什么是一直有效的，人们可以拿来检验别的法律。”
“是的，有这样的法律。”舅舅说。
“当有不固定的出现的时候，我怎么认识那些确定的呢？”费迪问。
“在课本上经常有另一部戏，杜仑马特的《老妇人的拜访》，你读过吗？”
“哦，天哪。又来了。怎么跟卡内尔一个毛病？”
“谢谢。你真是太友好了。拿我和中世纪的语文老师做比较。”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卡内尔没教过我们这个《老妇人的拜访》。可能是因为这个戏还不够老。另外这个拜访可能会比姑奶奶克拉辛的拜访好得多。”
“上帝，你别提了，姑奶奶克拉辛真是要命。我小的时候，她就这样。”舅舅说，“在杜仑马特的戏剧里的老妇人更要糟糕。看看我是不是还能全记起剧情来。那个老妇人叫克莱赫。”
“故事是怎么样的？”
“故事开始是老妇人克莱赫回到她的家乡。她很多年前因为有了私生子而不得不离开。”
“有了孩子也不一定非要离开啊。”费迪说。
“那个时候是的，未婚先孕在当时是一种罪行。后来她在美国发了大财，而她的家乡则被贫穷统治着。她提出，如果处死当年抛弃他的男人，她将为城市和居民提供十亿美元。”
“抛弃？”
“戏里的那个人叫伊尔。他得知克莱赫怀孕之后不想娶她。他甚至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还找来证人证明克莱赫说谎。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医学的方法判断孩子到底是谁的。”
“那么，那个城市里的人怎么做的？”费迪问。
“你认为呢？”
“不知道。”费迪说。
“人们一开始愤怒地反对，认为这个提议违背了人性。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减弱了，他们达成了一致，认为伊尔毕竟当年做了很坏的事情。最后他们集体把伊尔杀了。”
“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人杀了？我的天哪！”
“你认为这样不好？”舅舅问，“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杀人，即使这么做可以得到很多钱。”
“还记得我给你讲过功利主义吗？”舅舅说，“功利主义让人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你的意思是说，整个地区都会因此得到实惠？”费迪问。
“是的，会变得非常富有，因为提供的金额太大了。”舅舅说。
“那也不能这么干！”费迪反对说，“这个理论根本就是错的。”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反对功利主义的原因。尽管话听起来非常好听：‘最大的好处给尽可能多的人。’现在回到《老妇人的拜访》，你从中看到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你察觉到了有些东西被伤害了，而这些是不能被伤害的。可是你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每个人都察觉得到。”费迪说。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3）
“你说的非常对。”舅舅说，“如果人仔细考虑一下就会明白，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定：人不能被伤害。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人们称之为人权。美国建国的时候，这条规定第一次被写进法律里：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对追求幸福的权利都不应被损害。”
“这真的不错。人们真的在法律中写着，人应该变得幸福？”费迪问。
“至少，人们被允许追求幸福。至于是不是确实能得到，那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舅舅接着说，“这其中，人们发现还有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尊严？”费迪问。
“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很多，”舅舅说，“尊严对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人不能像对待其他东西那样对待它。要尊重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可是在老妇人那部戏里人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