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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③。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就全都是内务府人④。
粤海关监督的品级一般都在督抚之下，在地方行政上没有任何指挥权，在中外通商中，如有涉及民事、刑事的情况，也交由地方行政处理。“海关①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关税类（以下略作：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八年，策楞折。
① 《粤海关志》卷7。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年，李永标折。
③ 任光印：《澳门纪略》卷上，页48。
④ 参看《粤海关志》卷7。
监督则专以课税为事”⑤，朝廷还往往命广东的督抚兼管关务，特别是对税收的稽查。但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在税收问题上是大权独揽的。粤海关是户部的一个直属机构，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监督直接向户部负责。由于监督由皇帝从内务府中简点，因而又向皇帝和内务府负责。他直接听命于皇帝，而皇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规定“监督征收税课及其应行事宜，。。不必听督抚节制”①。督抚以外的其他官吏更无权干预关务。粤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奏报每年的贸易和关税收支情况，向户部和内务府报解税饷。监督有权选派亲信及家人到各关口负责征税。外国船只的进出口及开舱贸易，均须监督许可，外国大班从澳门来广州处理商务，及贸易事竣后从广州回澳门过冬，皆向监督请牌，行商的充当及退行都须监督的批准，甚至连买办、通事的充任也得监督的肯首。可见其权限之广大。
监督作为粤海关的总负责人，其下辖有七个总口委员，作为七个总口的主要负责人。在广州的省城大关及澳门总口的委员，一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派的旗员担任。而惠、潮、高、雷、琼五总口的委员，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前，是“每年由藩司于现任及试用佐杂人员内详请督臣委派，前往稽查约束”②。但由于所委的佐杂人员品级较低，又不是本地官员，对在各口稽查征税的书役、家人毫无约束之力，致使家人、书役在各关口胡作非为。因而，乾隆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孙士毅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请停委佐杂，而就近交由地方管理。其后，惠州府同知，潮州府海防同知，雷州府同知、琼州府同知、高州府通判便分别成了惠、潮、雷、琼、高五个总口的委员。
实际上，在各关口把持税收大权的，不是各总口委员，而是粤海关监督的家人及各口的书吏、巡役。清代外任官员允许携带家人亲信赴任，各官吏上任后自然尽力安插其亲信、家人于要害部门。粤海关“于大关、澳门两总口，又分附省十小口，向由监督及奉旨兼管关务之督抚分派家人带同书役管理。此外惠州、潮州、高州、琼州及雷州五总口，并分隶五总口之各小口四十余处，监督亦分派家丁带同书役分路查察”①。经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奏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惠、潮、高、雷、琼五总口，及所属各小口停遣家人，但地位最为重要的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所属各小口，仍由监督派家人前往管理。这些家人“向由监督自行签派”②，并随监督而去留。而书吏、巡役则是从地方招募的，虽然也“由监督将各税口掣签轮派”，但并不完全依附监督，他们往往长期盘踞关口，“世代相承，视同置产”③。⑤ 《清朝经世文编初续》，郭嵩焘：《查粤海关税收积弊疏》。
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239，页3。
② 《粤海关志》卷7。
① 《粤海关志》卷7。
② 《粤海关志》卷7。
③ 军机档，录付关税，光绪三十一年，张人骏折。
这些把持着各关口的家人、书吏及巡役，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钻营肥私，勒索商旅，这是清代关政极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关，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止，广东行商是把持中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又是在中国官方与外国商人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中介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的外交代理人，中外贸易中的事情经常由行商处理，外国商人的要求要通过行商转达中国官方，而中国官方对外商的政策及态度等也通过行商转告外商，行商还要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的行为负责。当然，行商最重要的责任是向粤海关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项，多藉外洋夷船，其进出输纳各项税数，并非该夷商亲身自行完缴，向来俱于进口之日，先投省行住歇，并将货物起贮行内，由行商报验，核明税额，填单登簿，俟货物逐渐销售，照例陆续交库”①。总之，行商虽然不是粤海关行政体系内的员役，但却起着行政上的某些作用。
粤海关的关税作为一个封建海关，其首要的职责是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税收名目繁多，但按监督在奏报关税时的奏折，则可分为正税和杂税两大类。
粤海关的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两项。《雍正大清会典》上说：“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②粤海关是商税、船料并征的。
商税即货税，是对进出口的货物所征的从量税。“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③粤海关的税则中，将进出口货物分为“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大类。前三类中的各种物品，税则中都有具体税额的规定，如“番布衣每百斤税五钱”（衣物），“芝麻每百斤税二钱”（食物），“天鹅绒每匹税四两”（用物）等等。至于“杂货”类的物品，除了某些特作规定税额的以外，一般是“每百斤税二钱”④。
粤海关对货物的征税率，并没有进口与出口的严格区分，也不区别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这是一种封建的财政关税，并没有保护或促进本国生产的含义。并且“许多课物照件数课税，不管它的长短、宽窄、单幅或双幅，所①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日邸�
② 雍正《大清会典》卷52。
③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
④ 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
课相同”①，可见其不合理性。
船料又叫船钞或梁头税。是根据船只的等级与大小而对每只商船所课征的税项，原税则中对东南亚一带来华的“东洋船”的课税标准如下②：等级面积（平方丈） 税额（两）
1 18 14002 15。4 11003 12 6004 8 400康熙二十四年经题准，减二成征收，实征八成。初时，欧美来华的“西洋船”，其船钞额比“东洋船”的要高得多。一等船为3500 两，二等3000两，三等2500 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西洋船”的船钞均照“东洋船”例征收。据马士（H。B。Mor）的记叙，西洋船只分为三等，其一、二等船的大小与东洋船的一、二等者略同，其余的均作三等船。纳税的办法和标准是：先将各船的长阔尺数相乘，除以十，得出“单位”数，然后按一等船每“单位”课7。777 两，二等船课7。142 两，三等船课5 两，求得标准钞额，再扣除20％的特免，即为实缴船钞之额③。例如一艘长尺，阔尺的船，其船钞额是： 75 2475 24107 777100 20100′′ ′…= 。 （ ） 1120两。
以上是对外国船只的征钞标准。
粤海关对本国出洋贸易及沿海贸易的船只也征收船钞，出洋船只的征钞标准如下①：等级面积（平方丈） 每平方丈钞额（两） 船钞额（两）
1 16。06 15 240。92 14 13 1823 10。8 11 118。84 8 9 72本国出洋船只的船钞额仅占同等外国船只的大约20％，至于其他沿海贸易的船只，其钞额更低。
上述货税及船钞两项，便是粤海关的正税。
与正税相对而言的便是杂税。杂税主要是由原为各口管关人员私索的各① Johnphipps：practical Treatiscon the China and Easter Trade。p140，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②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
③ H。B。 Morsc：The Che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pany Trading of China，1635—1834，Vol。I，P199。① 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页16。
种陋规报出归公而来的。雍正以前，关税的奏销中只有正税，没有杂税，雍正年间，清政府整顿财政，将原来各级官吏在征税中的种种私索报出归公，使之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养廉银制度，使官吏于正俸之外又获得一笔为数更大的合法收入。粤海关是在雍正四年至七年间（1726—1729）广东巡抚杨文乾管关时，将各种私索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杂税”向朝廷报解的。杂税的条目繁多，而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项是其中最主要的条目，现将这几个条目的情形略述于下：分头银两又叫“估值”银，是对出口货物加征的税项。“其粤海关估值一项，系将该商出口货物，估计价值，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名为分头”①。对货物的估值一般比较稳定，不是随市价波动的，只有在估价与市价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才稍事调整，并且要报经皇帝批准。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于当时对出口茶叶的估价远低于市价，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请，“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经皇帝钦准后才施行②。分头银是只对西洋船只的出口货物征收的，“至吕宋系近处洋船，与本港船一例，向来不征分头”③。
担头银简称担银，是各关口对往来贸易物品所课征的税项，不论是国内贸易或是国外贸易，不论是进口或出口，一律按担抽税。至于税率则各口不一。“查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