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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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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随着8月20、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就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

苏共威信扫地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8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当他辩解说“并不是俄共全党和全体党员都参加了政变阴谋”时,台下喊:“就是俄共参与了政变”。在白宫门外,尽管有三卡车精锐警察的保卫,戈氏还是遇到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他们把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了:

“审判苏共!”

“解散苏共!”

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的紧张磋商之后,到8月24日晚上才做出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正在自行崩溃中的苏联共产党又遭到一次致命打击——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

列国独立 宪政归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早的三个发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元首,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会晤,共同作出了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1991年12月 12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别洛韦日协定》,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在白俄罗斯,只有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没有争议。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等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不同寻常的圣诞夜,1991年12月25日 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点38分,印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暮色苍茫中从克里姆林宫上黯然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徐徐升起。这天,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还差5天。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联盟院通过了终止苏联存在的声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恢复其原有的独立地位。

1992年4月21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对197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第七次修改补充。

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联合组织代表等700余人参加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坚决反对。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方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的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

1993年11月10日叶利钦总统抓住时机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从此结束了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93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 ﹡ ﹡
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的斗争,走过了专政推翻宪政,再到结束专政、恢复宪政的大弯路,俄罗斯终于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重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

然而,发生巨变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尽管国情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数年之内陆陆续续都建立起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标志的宪政体制,同时都在宪法中取消专政条款,都实行总统制,都实行议会直选等等。如此惊人的一致,却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读者来信摘登】
请小人物入史   
  中国传统的史传,一向是大人物所专有的。既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名士名流的行述,小人物是难得与史传结缘的。清代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 
  太史公司马迁算得上是个有“平民情结”的史学家,所以在他的《史记》中,你才能够找到若干个小人物的事迹,如刺客、小贩、磨刀匠之类。但后来的史书中就难以见到小人物的踪迹了。“五四”以后,小人物的史迹才渐渐受到先进文化人的重视。晚近,才有更多的明眼史家和文化人注重记述一些有价值的小人物史迹。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小人物,地位低微者也。但纵观历史,正可谓“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许多小人物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创造历史的作用不可小觑。齐桓公宠爱的易牙不过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却在齐桓公死后乱国;小人物勃辊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使晋文公免除了被颠覆的危险;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事发的起因只是一个叫徐福的跟班办事不力。 
  有眼光、有见识的史家、学人是不会抛弃有记述价值的小人物的。《左传》里记载了不少小人物的事迹,有寺人、屠夫、闻人、庖厨、乐师、卜人、刺客等,且多是有名有姓的。胡适是个大学者,却曾为一个名叫李超的被宗法制度压迫致死的普通女学生写过传记。当代比较注重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有朱东润、张中行、孙犁、姜德明、杨绛、陈宛茵等。朱东润写的《李方舟传》,其主人公就是寻常巷陌中一位有崇高理想的普通妇女。张中行写的《汪大娘》,记的只是一位在旗的女佣。红学家周汝昌曾经极为称赞这篇小传对于了解旗人历史的认识价值。孙犁常写身边的小人物,如《老同学》《觅哲生》等。从这些小人物的琐事中,能看到时代风云在普通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杨绛的《丙午丁末年纪事》里,写了一位动乱年代中的“极左大娘”。陈宛茵的《乡曲之侠》写的是“文革”中一位敢于挺身保护所谓“牛鬼蛇神”的小人物,里边不光有整人乱国的“勇敢分子”,也有许多侠肝义胆之士。姜德明曾写过《俗人小品》,记录了几位不平常的凡俗之人。 
  虽然当代人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作品已有一些。但总体来说为数不多。用文学笔法写小人物的作品尽管不少,但却算不上是信史。其实,对于史家和文化人来说,是应当重视为小人物写史的。写史的体裁可以是多样的,未必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像张中行的《世说》笔法、杨绛的忆旧笔法都是极好的。小人物甚至应当主要靠这种“野史”来记述、流传。这种“野史”的价值对于后人来说,大概未必比鲁迅称赞过的旧式野史的价值低。重要的是,后人能够从这些“野史”中获取昔日那些不可小视的小人物的信史。 
  河南读者郭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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