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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经湘江一战已空前减员，极度疲劳，如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要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纷多，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再次，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的计划，并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
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博古置毛泽东的合理建议于不顾，仍率红军向湘西挺进。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太了解毛泽东了。可是，作为一名军事上的领导人，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太小了，他不得不等待机会。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黎平，这时，博古和李德仍然要将红军带向湘西。在这种情况下，18日，党中央就红军的下一步行军方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李德、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林彪等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就红军的行动方向，两种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朱德见时机成熟，便起而响应毛泽东的意见，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样，会议的结局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的继续进军湘西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议从实际出发，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就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出了明确的部署，规定红军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推进。同时，朱德和周恩来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湘西和川北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这危难时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其独有的威望，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使红军转危为安，表明了朱德伟大的革命家的气魄。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省腹地推进。12月底，红军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在这里，朱德紧张地投入了为强渡乌江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和博古仍然对中央红军进军贵州持异议，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方针。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局面。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乌江天险。当天深夜，红军先头部队采取了过去朱德在领导湘南起义中智取宜章城的办法，化装成敌人的溃兵，让俘虏叫开了遵义城门，红军乘势一举夺取了遵义。
遵义，贵州第二大城市，是省会贵阳与四川重庆的枢纽和贸易集散地，也是贵州地方军阀的老巢。攻下遵义，不仅使红军得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而且在当时背景下，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月8日，朱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任命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刘伯承在黎平会议后恢复军委参谋长）兼遵义城警备司令，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看到欢迎的人群，三个多月以来一直苦战的红军战士第一次露出胜利的笑脸。
在遵义，红军得到了休整，党中央也难得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光来总结长征以来乃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1月15日，在遵义城唯一的天主教堂里，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了演说，以纪念被杀害于这天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不失时机地对广大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也就在这天，在国民党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住宅内，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7点钟，20个人，他们当中有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云、刘少奇、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伍修权，也有博古、李德、何克全等，来到了柏宅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25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放成一个半圆形，还有一只小铁火炉，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方向，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改变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向和命运。
屋子的正中间坐着三个人，他们是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三天的会议中，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这三人当中的一个——26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博古。
博古，长得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因此人们称他为“黑面木耳”。他看上去很精干，不过这时倒显得有些疲倦。博古早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一所大学学习，因英文不错，被送入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中，他与共产国际十分信任的王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他回到国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德国顾问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十分别扭的地方，似乎是放在一个被告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他坐着，伍修权也感到特别的别扭。
博古首先发言，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博古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只字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显然，博古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第二个发言的周恩来，对博古的报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政策不对头，特别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认为这是造成红军失败的关键原因。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推卸责任。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了不安，因为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他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4）
毛泽东开会一向都是最后发言，这次他一反常态，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他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比任何人都讲得长。在发言中，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长处，而采取红军最弱的一点，进行短促反击，使红军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左”倾领导放弃了能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军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在毛泽东发言时，朱德密切注视着他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激起他胸中万丈狂澜，他觉得似乎有一股热浪流进了心田。
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都表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后，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代表广大红军站了起来，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他的讲话十分激动。向来十分仁厚的总司令，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愤怒了，他以尖锐的语气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德在发言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坚定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朱德同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是深厚的，他做出这样的发言决不是偶然的。是他，第一个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开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
那还是在1927年9月5日，从南昌撤出来的起义军因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被迫在福建长汀的三河坝分兵了，作为第九军军长的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守在三河坝，南昌起义的主力则直奔广东潮州。前往潮州的主力失败了，而朱德率领留守的部分部队则保存下来了。
得知主力失败的消息，朱德并没有灰心，他和当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的陈毅一道率领着起义军余部折而北上，挺进湘南，继续进行革命。这支起义军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后来的粟裕、林彪等著名的将领当时都在这支部队中。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这支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这次暴动又发展了大批革命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就在这次暴动中加入革命队伍，走上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