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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然你这个免费乘车不许可了，但是可以继续徒步串连，好！那么北京郊区的和周围各县的，河北各县的，离北京很近的那里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没有被接见的，还有小学教师，甚至高年级小学生更没有规定要接见，他借这个冬季他要来北京看看，如果有机会见毛主席当然那就更好，他就这么想，你告诉他冬季不会接见，他不信。现在北京城，每天遇到三五人，十来个人，一、二十个人背着背包从东南西北进来，都是离北京不远的，几十里呀，二、三百里呀，前前后后来，来了以后，只要有个地方可以住，他就可以住几天，见不到主席，看一看北京，也是他平生的愿望，属于这类人来的不少，数目很难统计，因为不进火车站没有办法可以统计，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就是原来就到北京请愿的，解决他的问题，有的到中央，国务院接待室，有的到中央文革小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他要等，我们大接见一次，可以走掉一些，但总有一些是不走的，他要等待问题解决，这是一类。对以上的，可以说，虽然出乎我们预料，但总还是合理的。当然除去找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找各部的各单位，也是找他解决问题，我们过去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而这些人都是各部，各单位的，他就住下来了，你不能招待他，他就在那，各部的首先是它的招待所，既然是宿舍，办公室都住下来了，越来越多，这一部分的数目之多，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会有这么多的，还有不按照规定实现的，就是在原来十二月九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草案）上说，一切的搞革命的都要在本地，特别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科研设计的机构，保安机关，应在本地搞革命，就地解决，首先本单位领导或前工作组，如果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没有改的，要批判。错打了的，还没有平反的，要平反，材料没有解决的要解决，如果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那应该向上一级去说，向上一级，开始是市、省，还有大区，最后才是到中央来，到中央来只能派少数代表来解决，我们规定很清楚，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开始他就到中央来，如果这些请愿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是革命的左派，可以说通的，可以派代表来，但绝大多数不是这种情况，是由于地方上，不论是党政机关或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的单位领导还没有深刻检讨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时甚至还在那里抵抗，这样的情况，常常把矛盾上交，一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发表了上海十一个工人学生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个上面说的很清楚。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象六月二日我们发表的聂元梓同志等七人大字报一样，是新的大字报，是新的问题，是目前关键问题，因为过去在执行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许多级的领导，还是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压革命，说穿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迫革命群众，压倒不同意见，斗争呀！围攻呀！排队呀！错打成“右”派呀！“反动分子”呀！“反革命”呀！，等等，犯了那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呢？两个月当中，主席贴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后，在中央的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了，可是地方的各级领导并没有把这个教训引到自己身上来看看，就是引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身上，开始那个地方跟中央各部门一样，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说在八、九两个月，对这个问题认识很差，甚至不承认有错误，但是广大革命师生冲破了这个，广大红卫兵还要冲破各地，冲向各单位，还要炮打两个领导，司令部来看一看，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或者是更严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还是更严重的黑帮，这样各级领导，各部门领导更抵触，总想回到原来旧的统治秩序，他们不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都要破掉，而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他就抗拒，形成抵触，这样八九两个月展开的局面，群众运动是起来了，轰轰烈烈，可是领导机关处于被动，守势之中，到了十月，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中，号召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就是说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彻底批判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展开这个斗争，这样使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各级领导更感到处于被动了。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怕群众，是压群众，第二个时期就是八、九两个月，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宣布以后（此句听不清从略），革命的群众运动向它冲击，躲避不了！不承认呀！这么一个情绪，等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就发现新的情况了，就是躲避不了，抵抗不了就瘫下来了，就什么都承认，不讲原则，如果说起初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而到这个全会以后，就反过来了，借口革命或空喊革命革命！就放弃生产，破坏生产，放弃工作，有这么个现象，这就是上海这个“告全市人民书”上所讲的。
所以前一个时期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生产也没搞得好，这个时期对生产也放弃了，借口革命放弃生产向另一方面发展，就是经济主义，把矛盾上交，这两个特点。本来是应该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抓的好，业务生产就应当搞得更好。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不少部门，他就放弃了这个领导，空喊革命，实际上是拿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破坏生产，群众要求有的是合理的，当然有的很不合理的，特别是过去保皇派受领导的错误蒙蔽的，欺骗的，现在他就不满意了，也要来批判领导了，领导不是站在一个党的领导立场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向群众解释政策，挺身而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是。反而采取经济主义，分化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使生产受害，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损失。十二月到一月初，就有这种现象，群众要什么，要开条子，他就答应，要物质就答应，这也要他给，那也要他给，甚至不要也给，不应该开支的他也开支。本来没有克扣工资也去增加，等于拿物质刺激，继续又蒙蔽群众，诱惑群众，这都是极端错误的经济主义，确实我们工资劳动制度，劳保福利制度，比如说不合理的合同工、临时工是临时一些办法，确实需要改革。但这种改革应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深入以后，各种厂矿造反派，左派组织起来以后，把旧的规定制度批判以后，才能解决的好，而不是现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有些地方领导，有些部门领导瘫痪下来，他们什么都答应，甚至我们全国总工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闹革命的，到了最近，还不经过中央的同意，就随便联合劳动部签订通告，答应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解雇了的，或者等等，都要允许回来补发工资，这就没有界限了，那么都可以联系起来了，凡此等等，因此就造成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形势，造成了不利的条件，比如最近在上海，在黑龙江，我们所知道的一定还有其它地方，超过我们计划规定的开支，这就是可以说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里面新反扑，也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受到新的阻力，不仅如此，还是经济主义。我刚才说还有一种矛盾上交，本来这些问题发生在当地，应该去当地解决，因为革命靠自己嘛，革命也都是在本地嘛！本厂本单位，本地他比较熟悉，革命矛头应对准他们直接的领导，一个厂矿应该首先对着他的厂矿党委领导，或前工作组，再下来就是市省，但是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把矛盾上交，上交给中央，不是最后一种手段，一遇到困难不答应，怕见，推到最后呢，事情搞的事态就扩大，就给中央推，所以这个时期，十二月以后，来北京的工人就多起来了，本来十二月九日的规定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到北京来请愿，也是最后一个办法，并且只能派代表来，一厂有几个代表就行了嘛，现在不是，一来就是几千上万，那么不许免费乘车了，连一部分没有买票也上了车。最近在京广这条线上，也就是衡阳、株州、长沙这一带，也发生打我们列车乘务员的事情，这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