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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21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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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而非生理上获得强烈的反应。
  当别人都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依旧保留着钢笔:这是我的诗歌之剑,祖传的冷兵器。


忆父亲
■ 忆父亲 戴咏舒 戴咏絮 戴咏树
  父亲是二九零五年农历九月初七生人,离今年已有一百年了。离开人世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世界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有了许多变化,我也由一个孩子成为被孩子称奶奶和外婆的老人了。在寂寞空闲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着父亲留下的相册。相片中的我,有一双淘气而又乖巧的大眼睛,它透出了自信和骄傲,不过好日子不长,正如父亲在《示长女》诗中所写的那样: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在诗的最后一节他还对我说:
  可是,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每当我读到这首诗都会大哭不已,直到今天我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时,我仍不断流泪,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动笔写父亲的原因,因为一接触那些资料,那些过去的事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不能再沉默了,两个妹妹也希望我代表她们,向关心父亲的人,向读者介绍一些他生前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离开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妻女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父亲朋友见到她无不称赞,父亲也颇为得意。她的名字中有个“丽”字,我母亲的名字中也有个“丽”字,他们在香港生的第一个女儿,父亲也称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沪,在众人面前才将她改为二朵朵,叫我大朵朵,小的为昂朵。但一九四九年杨与父的通信中她仍称大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九年她到北京,再次见到我时,才改了口。我妈就从不改口,一直叫我朵朵,称大妹为二朵,虽是一个名字,里面包含许多难以说清的心思。父亲回沪后除了看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外,还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周黎庵(周劭)。那天我正好在母亲家,父亲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这次拜访,母亲之后一直还讲:我们是朋友。
  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取悦于 一九四六年二月写出了自辩书。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同时也是来看看多年未见的家人与朋友,观察一下能否留下。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难。而我已被送到一所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也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的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伙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的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我从徐伯伯的《江南小镇》中,和他自己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到这点。父亲有许多好朋友,施伯伯当然是最好的,还有许许多多。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们什么也没有。除了二张沙发一张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是主人留下的。我们夏天就在这家徒四壁的环境巾生活。不知是他没有钱买,还是没打定主意留下。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的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儿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书房也搬到了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的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真是心满意足极了,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前两句曲谱。
  书来了,他的心似乎也定下来了,他在楼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直到吃饭才下楼,冬天到了,父亲的气喘病常发,吃饭时看到他脸黑黑的,呼吸很困难的样子。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望的,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地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可是我们往哪里搬呢?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一九四八年秋,一对从事宗教事业的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带我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回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
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这就是他:自尊而又坚韧。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的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以的舒适生活,但这次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因为爸爸的原因。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我看他流着汗一副执著的样子,心中很难过。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那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慢慢爸爸会找到房子的,我们又会生活在一起。但事情发展出我所料,杨阿姨要和父亲离婚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吵闹、争执,而且前不久父亲还将过去留港的东西变卖了,给我们四个人,一人买了一条项链和十字架,杨阿姨那条是赤金的也最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些迹象的。杨阿姨的母亲对我父亲很不满意,讲他不能负担起家人的生活。杨阿姨也讲过,父亲答应她,等大妹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同意离婚,他们平静地分手了。我感觉杨阿姨对父亲是有感情的。
  他对妻子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九三八年到香港时,大批大陆的文化人来香港只能住在学士台简陋的房子里,他却千方百计的找到了山上的洋楼,让我母亲有个好住处。跳舞、游泳他都会,但他要读书,就请朋友代劳,朋友都是君子,他们也遵守古言“朋友妻不可欺”。杨阿姨在香港和上海也都有条件很好的住处,她在家无聊,想学声乐,父亲马上就向音专借了钢琴帮她联系学校去上学。但父亲毕竟是文人没有大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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