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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而非生理上获得强烈的反应。
当别人都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依旧保留着钢笔：这是我的诗歌之剑，祖传的冷兵器。
忆父亲
■ 忆父亲 戴咏舒 戴咏絮 戴咏树
父亲是二九零五年农历九月初七生人，离今年已有一百年了。离开人世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世界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有了许多变化，我也由一个孩子成为被孩子称奶奶和外婆的老人了。在寂寞空闲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着父亲留下的相册。相片中的我，有一双淘气而又乖巧的大眼睛，它透出了自信和骄傲，不过好日子不长，正如父亲在《示长女》诗中所写的那样：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在诗的最后一节他还对我说：
可是，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每当我读到这首诗都会大哭不已，直到今天我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时，我仍不断流泪，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动笔写父亲的原因，因为一接触那些资料，那些过去的事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不能再沉默了，两个妹妹也希望我代表她们，向关心父亲的人，向读者介绍一些他生前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离开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妻女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父亲朋友见到她无不称赞，父亲也颇为得意。她的名字中有个“丽”字，我母亲的名字中也有个“丽”字，他们在香港生的第一个女儿，父亲也称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沪，在众人面前才将她改为二朵朵，叫我大朵朵，小的为昂朵。但一九四九年杨与父的通信中她仍称大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九年她到北京，再次见到我时，才改了口。我妈就从不改口，一直叫我朵朵，称大妹为二朵，虽是一个名字，里面包含许多难以说清的心思。父亲回沪后除了看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外，还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周黎庵（周劭）。那天我正好在母亲家，父亲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这次拜访，母亲之后一直还讲：我们是朋友。
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取悦于 一九四六年二月写出了自辩书。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同时也是来看看多年未见的家人与朋友，观察一下能否留下。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难。而我已被送到一所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也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的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伙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的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我从徐伯伯的《江南小镇》中，和他自己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到这点。父亲有许多好朋友，施伯伯当然是最好的，还有许许多多。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们什么也没有。除了二张沙发一张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是主人留下的。我们夏天就在这家徒四壁的环境巾生活。不知是他没有钱买，还是没打定主意留下。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的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儿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书房也搬到了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的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真是心满意足极了，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前两句曲谱。
书来了，他的心似乎也定下来了，他在楼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直到吃饭才下楼，冬天到了，父亲的气喘病常发，吃饭时看到他脸黑黑的，呼吸很困难的样子。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望的，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地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可是我们往哪里搬呢？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一九四八年秋，一对从事宗教事业的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带我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回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
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这就是他：自尊而又坚韧。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的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以的舒适生活，但这次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因为爸爸的原因。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我看他流着汗一副执著的样子，心中很难过。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那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慢慢爸爸会找到房子的，我们又会生活在一起。但事情发展出我所料，杨阿姨要和父亲离婚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吵闹、争执，而且前不久父亲还将过去留港的东西变卖了，给我们四个人，一人买了一条项链和十字架，杨阿姨那条是赤金的也最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些迹象的。杨阿姨的母亲对我父亲很不满意，讲他不能负担起家人的生活。杨阿姨也讲过，父亲答应她，等大妹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同意离婚，他们平静地分手了。我感觉杨阿姨对父亲是有感情的。
他对妻子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九三八年到香港时，大批大陆的文化人来香港只能住在学士台简陋的房子里，他却千方百计的找到了山上的洋楼，让我母亲有个好住处。跳舞、游泳他都会，但他要读书，就请朋友代劳，朋友都是君子，他们也遵守古言“朋友妻不可欺”。杨阿姨在香港和上海也都有条件很好的住处，她在家无聊，想学声乐，父亲马上就向音专借了钢琴帮她联系学校去上学。但父亲毕竟是文人没有大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