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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而准备着……我是不是也很高兴呢？是的。但是我想，这人头攒动的消费人群中，是不是也有不少消费者的利益在不知不觉或者无可奈何地遭到侵害呢？
从这时起，我决定要写一本书。我要告诉公民们不要因为自己是小民斗不过“大户”，更斗不过国家一些行业部门的垄断经营，就放弃维护自己的权益。国家有庄严的大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运用的武器。
回想起来，我打官司之前对法律知之甚少。我不知道起诉状到底该怎么写，甚至不知道我遭遇的事该去告谁。当知道起诉状中还要写上我告的那个部门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地址和办公电话时，我又不知道他们的行长是谁，更不知道电话号码。我得像个“侦探”那样去打听。当我把该写的写上去时，我想他们的行长做梦也没想到会被我告上法庭。但我也曾经告错对象，还跑错了告状的地方，我甚至也不知道告状还该有个“案由”，而我不知该给这个案子写个什么案由。如果案由写得不对，那就是根本告不赢的。我真的想不到告状会有那么多“关节”。我是去告状的，但我经历过的一些场合就像自己被审问似的。
起起落落，弯弯曲曲，我相信我所获得的已经是一种打官司的宝贵资源，可以提供给那些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维权参考借鉴，可以减少打算告状的朋友摸索的时间，可以使其少跑冤枉路。我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学了法，我想别人通过我的“实战经历”增加法律知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是有好处的。我是学文科的，我应该干这件事，虽然我从前考数学不及格。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补办牡丹卡意外触官司（1）
北京的西二环上有座立交桥，叫白纸坊桥，西去二三百米，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东南角，有家储蓄所，即工商银行白纸坊储蓄所，前一段媒体的许多报道中都提到了它。
白纸坊储蓄所便成了我的故事的第一个场景。
2003年7月，我的驾驶证该进行年审，但我的牡丹交通卡却找不到了！
我一下子慌了神儿。
1997年7月，我从北京市大兴区第二驾校“学成毕业”，拿到了机动车驾驶证。按当时交管部门规定，驾驶证每年一审，领证的月份就是年审的月份。从1999年起，驾驶证年审时必须出具牡丹交通卡。没有卡，交管部门拒绝进行年审。
家里的一二十个抽屉挨个儿翻了一遍，大大小小的包也掏了个底朝天，好些书本也拿着抖动半天，但始终不见它的踪影。
对了，还有办公室没找呢！我又跑到办公桌的几个抽屉里折腾半天，像搜索队队员一样，每本书都不放过，每个盒子都要打开来看。像我们这种办报纸的人，桌上堆的尽是报纸，在报纸堆里自然也是一阵搅和，可仍然踪影全无，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了！
垂头丧气的我，只好走补办这条路了。
我家住在大兴，在北京市南郊，也是距市区最近的一个郊区。早些年大兴区的房地产商打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叫“开车进城一刻钟”。不过，这则广告指的是直线距离，且是按小汽车时速60公里来计算的，属于误导消费者的广告，后来被工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了。
我自然希望在离家近的地方补卡，于是将电话打到附近几家工行的储蓄所。不巧，滨河西里储蓄所说没卡，不能办，体育场路储蓄所也不能办，其他几家的说法同样如此。
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想要什么没有什么。比如，想找某一天的报纸，可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那一天的，尽管前一天和后一天的报纸都在！都说命运捉弄人，大约这也算一种吧。
真是屋漏偏逢阴雨天，7月28日发生的一件事，又加剧了我的恐慌。
那天早晨，我开车上班去，刚到玉泉营立交桥前几百米的地方，车辆就排起了长队。这个路段经常堵车，没办法，只能练习起步停车了。好不容易走到立交桥上左拐的匝道，前边仍排着长队，我心里一急，就开始从右侧超车。我知道，这是一种违章行为。
违章驾驶的人常常被视为胆大的人。其实，胆大与胆小经常被人混为一谈。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泸州市纳溪区（当时叫纳溪县），我敢一个人偷偷跑到几百米远的长江边去游泳，敢爬到高高的黄桷树上去玩；长大了，我敢冒着危险去造假工厂暗访，敢报名参加全国业余网球大奖赛。但墙壁上趴着的壁虎我害怕，坐飞机心里总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开车时最怕警察叔叔向我招手……
我领教过交警的厉害，开车的人大约没有没被他们训斥过的。只要是违章，挨训挨罚是常事。交警在路上一站，太厉害了：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不许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上快行道的？
这不，怕什么偏来什么。我刚从匝道上拐过弯，迎面就看到一个严阵以待的警察。我赶紧把方向盘往左打，想驶回车行道，但来不及了，警察的眼睛通常很好使。
“驾驶本”，警察说。我乖乖地掏出驾驶证，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警察说我开到了白线外，不按规定超车，要罚款，于是让我出示牡丹交通卡。我嗫嚅着，说卡刚丢了，还没有补办……没有卡？没有卡是要扣驾驶证的！警察威严地说。我心里很害怕，驾驶证被扣了，可怎么开车啊。于是一通好话，加上一脸的赔笑，还赶紧拿出了记者证……末了，总算保住了驾驶证，但罚单照领不误。
有了这次经历，我再也不敢怠慢。同事告诉我说，如果驾驶证不在7月份进行年审，到8月份再去审，就会被交警处罚。并且，在8月份开车都成问题了。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补办牡丹卡意外触官司（2）
在大兴不能办，我只好打听城里的储蓄所。此时，牡丹交通卡已经发行了4年，有人丢卡，有人把卡弄坏，都需要补卡。因此，牡丹交通卡成了一件“紧俏商品”，好些工行的储蓄所里都没有这种卡。丢卡的人都如我一般心急火燎般地到处找能补办的储蓄所。
终于，白纸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里有卡！
我喜出望外，立即开着车，驶过白纸坊桥找了去。
白纸坊储蓄所不大，坐南朝北。我急急地走进去，向工作人员出示了驾驶证。他们让我填写一份补卡表格。这张表格的背面，是卡的使用须知。虽说这是格式合同，但为了能赶紧补办上这张卡，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很快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没曾想，这一签，竟然让我在后来的一审诉讼中输了官司。
“交100元钱。”一个声音从窗栅栏内传出。
“什么？100元？”我推了推眼镜，不解地问。
“对，补办一张卡收费100元！”对方提高了音调，其实我的耳朵并不聋。
“怎么这么贵啊？”我反问了一句。
“上面就这样规定的，你办不办？”
说实话，当时我也有些许犹豫。对银行卡我并不陌生。早在1990年，当许多人对银行卡都还不熟悉的时候，我就办了一张中国银行的长城卡。我也知道，好些银行在补办新卡时，只收5元或10的费用，工行也不例外。这张牡丹交通卡的补办收费为什么会比别的卡高出十倍乃至更多？我有些纳闷儿。
“想什么呢？你还办不办？”女营业员开始催了。
“办、办！”也就不到20秒的时间，我“想通了”。100元太贵！贵也得办。没有这张卡，我的驾驶证怎么通过年审？我还怎么开车？
钱交完，很快，一张牡丹交通卡就从窗里递了出来。
阿弥陀佛，我又有卡了！这是一张救命的卡，一张让我日思夜想的卡。有了它，交警把我拦下时我就再也不会心惊胆战的了。
但是，拿着这张卡，我有一种被强买的感觉。100元一口价，叫人奈何不得！
我的身份是记者，平日里常常记者证在身，一为采访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被人“欺负”——欺负记者的确不能不考虑后果，那“曝光”一词有时还真管用。然而，这次不灵了，人家要一视同仁。
我想起一个笑话：一农民头一次进城打的，他怕城里的出租车司机宰客，到目的地时拿出一把螺丝刀，边剔牙边问：“多少钱？”只见司机拿出一把菜刀，边刮胡子边说：“你看着办吧！”
我仿佛就是那个倒霉的农民。
此时，“农民”手里拿着的只是一张空白的卡，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于是，按照程序，我拿着它，急急忙忙地从城里跑回到大兴交通队，赔着笑脸，请交警给这张卡里输入我的信息。在这天下午下班前，我终于拿到了含有信息、能正常使用的牡丹交通卡。
这一天，已经是7月30日。
非常有趣、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补完卡约10天后，我出差到大连，在宾馆里闲来无事，我打开钱夹翻看着。突然，一张银行卡从里面掉了出来。我捡起一看，有些惊呆了，手里拿的正是那张曾经让我朝思暮想的老牡丹交通卡！
真是命运捉弄人。倘若早些日子找到了这张卡，我既不用花这100元钱，也不用跟工行北京分行打官司了。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牡丹交通卡一个畸形儿（1）
在北京，这张牡丹交通卡有几百万人持有，上海大约也是如此。因为，工商银行在中国这两大城市里，先后与交管部门联手，用IC卡对驾驶员进行智能化管理。所不同的是，上海的举动比北京晚了四五年。此外，似乎还没有第三个城市使用牡丹交通卡，因此有必要花点笔墨对这交通卡作一番介绍。
1999年3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