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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牡丹交通卡存在的问题，我曾通过电子邮件两次与交管部门对话，但对方“王顾左右而言他”；《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亦君在两次报道本案前，都想采访交管局对此事的态度，但每一次都没能成功；《南方周末》记者王小飞从广州赶到北京采访我的案子时，也试图走进交管局的大门，但他同样被拒绝；《金融时报》记者高国华在题为《牡丹交通卡败诉京城》的报道中说：“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新闻中心的有关人员同样以工作繁忙为由，始终不肯接受采访。”《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姚敏也曾试图让交通管理部门来破解谜局，然而，这位已有近十年新闻报道经历的女记者仍然吃了闭门羹。
为什么让交管局说话这么难？交管局在发布一些事故新闻、在谈及加大交管工作力度时，经常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滔滔不绝，可一涉及到引起争议的牡丹交通卡，为何就沉默不语呢？难道是有难言之隐？难道真的从那100元补卡费中有分成？交管局靠的是纳税人的钱在运转，靠的是财政拨款，自有办公资金来源。倘若交管部门将牡丹交通卡的补卡费作为资金来源之一，舆论少不了又要作一番评价。
另外一只沉默的羔羊是价格管理部门。《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是原国家计委牵头制定、实施的，该管理办法把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联合发行的IC卡定价权交给了价格管理部门。面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牡丹交通卡，北京市发改委（原物价局）本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督促北京工行依法定价、依法报批、依法处罚，然而，价格管理部门并没有这样做。当二审法院指出北京工行的收费行为存在不当得利后，价格管理部门本该对这种不当得利行为的产生负起责任来。然而，直到4月19日前，我始终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银监会的声音同样听不到。银监会作为政府行政机关，负有管理、监督各商业银行并督促其守法经营之责。曾经有报道说，5年前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工行北京分行独家承揽牡丹交通卡发行业务的。即使当时的人民银行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指定一家银行代理交通卡的发行，但是，对这家银行发卡过程特别是收费标准还是应该履行监管职责，对明显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有责任、有义务及时纠正和处罚，以维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面对舆论，这些有关的管理机关都保持了沉默。为什么？是有难言之隐、有失职之过，还是有“斩马谡”之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政府部门应该而且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
在3月份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温总理谈到了舆论监督。他说，“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要“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
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进一步扩大”来表述舆论监督，显然揭示出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表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都离不开舆论监督。就目前而言，这些监督还不够，舆论监督工作还应该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
应该说，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声音是最权威的。我认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第一时间将相关消息进行披露，并有针对性地回答媒体和民众的疑问。就本案而言，应该及时披露的信息有：牡丹交通卡的定价属于政府定价项目、工商银行在补卡收费方面从未报批过、对工行的补卡收费情况将做进一步的调查并在调查结束之后作出处理……
然而，在牡丹交通卡官司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舆论监督，但却始终无法看到政府部门出来接受舆论的监督。它们就像沉默的羔羊。
有人说，我用羔羊来打比方不太恰当，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方可能会更准确。
有一个笑话说，一男生给一女生起外号叫恐龙，老师对取外号的男生进行批评：太没有礼貌了，随便给别的同学起外号，总不能人家像啥就叫啥吧。
第四部分：晨报打头阵媒体掀波澜涉案各方人沉默复沉默（2）
我就是那个男生，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批评。
但或许这些部门的人会说，法院已经判决了，照法院判决的执行不就行了吗？此话不假，然而必须明白，法院只是针对个案做出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只是让工行返还我一个人的钱，但是，法院对工行收费的办法却认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这意味着，法院的判决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法院有自己的司法审查范围，行政机关也有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衔接在一起，中间不应该出现真空地带。简单地说，法院不管的事情应该由行政机关管起来。所以，虽然法院判决了，但是，上述与此案有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应该有一个表态，只有它们才能从根本上督促工行改变不正确的做法，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牡丹交通卡持卡人的利益。换句话说，面对明显的群体权益遭受的问题，法律权威保障的只是个案人的权利；政府在司法监督个案的启示下，应该积极出面进行协调、规范、监督和处罚，而不该保持沉默，更不该让不公平的做法继续存在，及至发展成社会问题。
在本案掀起的大浪渐渐远去之时，社会上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广泛的大事，即“苏丹红（一号）事件”，这一事件暴露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国家禁止使用的“苏丹红（一号）”长期没有检测标准，对它的存在相关职能部门视而不见，加有“苏丹红（一号）”的产品被质检部门贴上合格的标签，从广东销往全国各地，任由其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直到苏丹红（一号）的面纱在国外被掀开，这才引起国内舆论的注意。然而，当这一事件引起舆论的指责时，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哪怕仅仅是说一声“对不起”！同时，目前也没有看到纪检检察机关要对此进行问责的迹象。总之，人们看到的还是“一只只沉默的羔羊”。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很多很多，只要人们稍微留心一下，随时都能听到、看到此类问题，但看不到相关部门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更看不到相关责任人因此而受到处分。
或许可以说，这是制度的悲哀。
都说中国的官员最好当，或许真的是这样。权力大，责任小，岂不是一个好差事？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倡导“落实科学发展观”，这里涉及到完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问题，涉及到对政府职能部门失职行为进行问责追究的问题。权力与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有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有多大的责任。监管失职，就必须进行问责：该引咎辞职的要写辞职报告书，该降职的要降职，涉嫌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总之，应该按照政府的责任与权力对称原则，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
第四部分：晨报打头阵媒体掀波澜工行咬碎牙低头终服软（1）
实际上，不仅有关管理部门默不作声，连本案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工行也一直奉行“不吱声”的策略。从官司刚立案起，他们就想方设法让我撤诉，息事宁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官司进行过程中，一些记者先后提出采访工行的请求，但基本上都被婉言谢绝。
但是，2月18日，工行终于坐不住了。
这一天，面对各类媒体的狂轰滥炸，北京工行借《京华时报》一角，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工行的行为是合法商业行为，并未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也认定工行的收费行为是合法的。工行在推出牡丹交通卡时，国内并无相关规定，补卡收费标准是根据工行自身服务的成本核算后得出的价格。由于代缴罚款只是牡丹交通卡中的一项功能，从本质上讲，牡丹交通卡提供的服务仍是商业性的。
工行北京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还告诉《京华时报》记者陈哲，称1999年工行推出牡丹交通卡时，本市300多万司机每人免费领取了一张。“每张卡制作成本是3080元，免费送出的300多万张卡总价值接近1亿元。为了推出牡丹交通卡，工行在前期系统开发上的投入也是1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后期系统维护和其他相关的人工费用。”这位工作人员说，1999年推出牡丹交通卡至今，工行共办理补卡手续1万张左右，除去每张卡本身的制作成本，工行收回的总研发成本不到100万元。对于是否改变目前执行牡丹交通卡补办收费标准，工行方面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一直想方设法藏在幕后的北京工行终于走上了前台，虽然这个亮相并不精彩，相反还招来更多的诟病。
2月18日，北京工行的相关责任人又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王旭“诉说”了一通自己的“委屈”，并表示，工行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判决。同时，工行正在酝酿为牡丹交通卡增加更多的新功能，将收费标准更加透明化，也不排除重新制定的可能。
“当然，我们不会让每个持卡人承担过多的投入成本，但如果是持卡人由于遗失等个人原因补卡，两次卡片的制作成本以及人工成本还是有必要承担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让持卡人觉得这100元补卡费交得值。”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的牡丹交通卡功能非常强大，除了记录罚分外，存取现金、在POS机上刷卡消费，以及买电、交手机费、房贷、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多项业务，都能通过牡丹交通卡一次完成。“工行还正在与交管局协商，争取以后在街头停车，也能通过牡丹交通卡实现轻松交费。”
工行诉说自己的“委屈”或许得到了少部分人的同情，但其相关负责人在另一个场合的表态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