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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
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
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
，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
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
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
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
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
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
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
，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
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
，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
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
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
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
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
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
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
，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
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
，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
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
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
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
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
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
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
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
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
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
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
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
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
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
，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
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
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
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
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
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
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
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
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
，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
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
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
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
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
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
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
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
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
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
一体。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栻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
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
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
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
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
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
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
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
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
。”（《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
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
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
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
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栻见过面，
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
教学的一种内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
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
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
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
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
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
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
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
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联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
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
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
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
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愉快
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
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