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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
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
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
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
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
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
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
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
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
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
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
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
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
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
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
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
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
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
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
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
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
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
“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
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
“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
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
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
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
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
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
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
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
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
“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
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
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
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
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
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
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
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
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
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
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
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
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
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
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
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
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
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
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
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
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
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
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
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
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
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
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
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
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
“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
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
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
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
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
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
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
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
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
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
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
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
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
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
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
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
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
《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
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
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
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
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
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
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
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
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叹息。
余秋雨《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
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
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
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
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
量。我小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