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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
，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
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
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
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
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纵习气
，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力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地读
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
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
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
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
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
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
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
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
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
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
、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
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不管怎么说，有
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的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
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
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
，山西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
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
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
，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
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
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
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
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是时代
，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
群缺少扳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
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
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
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
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
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
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可能会使
我们对山西商人人格构成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岁
羽］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
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导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
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
鸿［岁羽］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
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大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
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
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 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
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
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
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
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
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
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
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
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
获得了全胜，毛鸿［岁羽］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
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
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
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
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毛鸿［
岁羽］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
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
台阶。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鸿［岁羽］勾走的两名
“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
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
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
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
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
泰的孙子叫雷鸿［岁羽］，而毛鸿［岁羽］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
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
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
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
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
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
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干
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
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
四目相对，《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 写到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
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
母邦的更广阔的天地。
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就一二
家铺号的兴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然而一种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世
纪性繁华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一个原因。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
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
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
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
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
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
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说实话，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
年经商经验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
天，我们仍然很难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换言之，如果没有其
他原因使晋商败落，他们在今天也未必会显得多么悖时落伍。
那么，使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