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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