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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在阐发中国政治书本上的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口都不能＇yujie1＇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邪恶的价值观的存在。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时候，也有冲突的时候，不然，人类社会就没有矛盾了。纳粹的集体与个人的自由有没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里，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的反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这名学生对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起码的厘定，却轻率地、滔滔不绝地发表似乎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真让人啼笑皆非。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7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龙性岂能驯
——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